【明報專訊】陳佐洱批評香港沒「去殖民化」,有人解讀所指針對「戀殖情緒」。2012年七一遊行,赫然出現港英時期「龍獅旗」,媒體開始出現「戀殖」一詞,並用以描述港人懷念港英殖民時代的情緒,左派報章口誅筆伐;與此同時,部分港人「國民身分認同感低」的現象浮面,爭議不絕。2012年的反國教科運動加深中央和香港的互不信任,至2014年的佔領運動,「人心未回歸」的討論已演變成「人心不回歸」。
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關品方2015年10月撰文道﹕「香港人國民意識薄弱,對國家了解不深,有意無意抗拒認識國家的歷史,不認識其過去、現在與未來。」有意見指這是殖民統治的「後遺症」,並歸咎現行教育未能讓學生正確、全面認識國家歷史和殖民地歷史。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亦批評,回歸18年,香港教育仍未「去殖民化」,中學教育欠缺中國近代史;又說香港政治文化精英階層仍延續「殖民教育傳統」,依附西方,且對《基本法》存在許多誤解,如忘卻「國家主權」的政治涵義。他認為香港須開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再啟蒙」,認識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
「幫港出聲」召集人、中文大學學者鄭赤琰2015年1月受訪時表示,「香港是英國人成功管治的成果」乃錯覺,「戀殖」情緒出於港人的盲目與偏見。有意見倡議增加中學國史教育,以提升學生的國家和民族意識。諷刺的是有論者點出,取消初中中史科為必修科乃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決策。
學者:因不滿現實 反擊北京
嶺南大學學者羅永生反對以「國民教育」為名,實為「黨國教育」的人心改造工程;也不認為香港人因為受殖民宗主國的洗腦才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保持距離。他把香港人的「戀殖」現象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香港人基於對回歸後現實的不滿產生的懷舊心理,另一種是部分知識分子為反擊北京對香港核心價值的侵蝕,故意將殖民時代說成一個「善治」的神話,是策略性戀殖。
羅永生認為回歸後首10年,香港人相信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仍在實踐,故政治身分認同不是一個問題。但當港人民主政治意識上升,要求打破從殖民時代延續下來的勾結式政治結構時,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建制派往往把一切爭議上升至「身分認同」的對立、聯繫到對民族及國家的忠誠問題上。他指出,英國人沒有針對香港人的「文化殖民」計劃,更沒如統治馬來西亞時那樣刻意打壓華人華文教育的「文化排斥」計劃—香港人並不存在「華人身分認同」問題。
其實,不少意見也指出很多香港人在文化意義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不認同今日的執政共產黨,由此影響了「國家認同」。
■海外去殖例子
兩次世界大戰重創歐洲列強的國力,令其對殖民地的控制能力減弱,加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身分、主體意識覺醒,紛紛推翻宗主國的統治,獨立起來。「去殖民化運動」也指二戰後亞洲、非洲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過程,以及從不同層面抹去殖民統治的色彩。
地名去殖
印度曾被葡萄牙和英國統治,最大城市孟買多次易名,如葡萄牙入主後稱為Bombaim,轉讓給英國後名字「英語化」為Bombay。印度獨立後,「正名運動」陸續展開,孟買改稱Mumbai;孟買郊區的維多利亞火車站(Victoria Terminus)改為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消除英國色彩。
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今日台北的凱達格蘭大道,清治時期稱「東門街」,日治時則列入文武町。1945年日本戰敗,當局隨即公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將日本味甚濃的街道名稱改掉。
國旗去殖
不少昔日是英國殖民地的地方,獨立後仍因為各種原因而在國旗保留英國國旗的標誌,例如新西蘭和澳洲。新西蘭總理表示於2015年底選出新國旗設計,稍後公投決定是否更換國旗。
建築去殖
朝鮮半島在1910至1945年被日本統治,日本人在首都漢城(今稱首爾)興建總督府,建築風格屬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歐洲學院派。韓國獨立後,政府實施「去日本化」,曾將總督府改為國立中央博物館,但不少韓國人視之為日本殖民、國恥的象徵,1990年代拆除。
交通去殖
香港跟隨前宗主國英國,車輛維持「右駕左行」,即駕駛位置設於右方,車輛靠左行駛。英國其他殖民地也如此,但不少地區或國家獨立後改為左駕右行。緬甸1948年從英國獨立後,政府至1970年才下令車輛改為右行,但部分舊車尚未淘汰,加上緬甸經濟不佳,人民普遍只買得起同為右駕的日本二手車,故右駕和左駕車同時在路上,「右行右駕」的情G亦造成不便和混亂。
■相關概念
非殖民化╱去殖民化 (decolonisation)
主權(sovereignty)
本土身分(local identity)
多元身分(multiple identities)
身分認同(sense of identity)
社會身分認同(social identity)
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可到以下網址下載:life.mingpao.com/html/dl/20151015BZ.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