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過去數月，不少事件令人擔憂新聞自由收窄，走上街頭捍衛。另一邊廂，亦有人質疑傳媒濫用新聞自由，自組議會監察傳媒操守。今期「論盡通識」請來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與東涌天主教學校學生討論香港新聞自由及傳媒生態。
如何理解「新聞自由」？
李：任何地方和國家，都應該重視新聞自由。我們透過前線記者，或其他崗位的新聞工作者，採訪真實的事件並報道，將事件真實的一面帶給不知情的市民。前線記者應該享有新聞自由，但與此同時，我希望這個自由不被濫用。
岑：新聞自由一般指新聞工作者享有自由，包括採訪、報道、傳遞資訊等的自由。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有人都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當中包括尋找、接收或傳遞資訊的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有類似條文。簡單來說，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是表達言論自由的一個形式，是民主社會的一個核心價值。
香港新聞自由趨收窄？
關sir：近年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是在收窄抑或趨向濫用？
岑：根據「無國界記者」報告，2002年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在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排第18位，2014年滑落至第61；我們在美國「自由之家」調查的排名更低至第71位。本地數字也有所反映，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調查顯示，「市民對新聞自由的滿意度」分數(「新聞自由」指標)跌至回歸以來最低，這調查還未包括《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砍6刀事件，若再做調查，相信指數會更低。海外或本地數字均反映香港新聞自由的排名不樂觀。當然，是香港發生了一些事，令排名下跌。
其實，香港的媒體很蓬勃，我們有約715萬人，星期一至五每日發行逾300萬份報紙，主流報紙20多份。問題是，我們開始看見一個情况——聲音雖多，但不是「多聲道」，而是變了「單聲道」發展，這對整個社會發展是不好的。珍貴的媒體生態環境是無論左、中、右聲音，你都可以聽到；只要學生、年輕人通過傳媒教育，有獨立的思考能力，無論看什麼報紙，最後都懂得去判斷。
關sir：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導致排名下跌？
岑：近年可以看到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香港媒體「自我審查」嚴重了，記協做的業界情况、市民印象調查的結果都可反映。其中，市民覺得香港媒體對一些批評北京、中國的敏感議題，顧忌較多，批評特首梁振英班子、政府的顧忌沒有那麼大；新聞從業員的調查數字也反映報館存在自我審查。
具體例子有很多，包括兩年前(特首選戰期間)《成報》更改專欄作家劉銳紹的一篇文章，將整篇文章改到變成劉銳紹是支持梁振英，這是很肆無忌憚的做法；又例如(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的死在香港引起很大迴響，《南華早報》只用百餘字簡訊去報道，與市民的反應有很大落差。
李：岑女士引用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排名，到底有沒有搞清楚是怎樣研究？
其實，很多港英時代已從事新聞工作的資深傳媒人，都說現在比港英時代，我們的新聞自由已去到歷史最高點。殖民地時代，香港媒體不能批評英國王室和政府，但今日很多主流媒體每日都在「整頓」，我要用「整頓」這兩個字——以整頓特區政府、特首、官員或北京當局作賣點，封面甚至說「香港就嚟死啦」，用一些catchlines，令不少市民看過封面字句後覺得「哇！真係好大鑊喇！」，但很多市民說這些是危言聳聽。
或者我也引述一些學者、前線記者或編輯的意見。《明報》前副總編輯張圭陽說，捍衛新聞自由是非常好的事，但不能永遠用陰謀論角度出發，報道事實當中夾帶個人評論意見，無疑等於自毁長城。《AM730》(社長)施永青也說，回歸後傳媒批評政府勁過以前百倍；港英年代有政治部插手，現在沒有，所以任你將梁振英變作689，或將他比喻作狼，你不會被捉去坐牢，我相信在港英時代，你將英女王的頭倒轉，或將其皇冠變作雞冠，保證明日有人找你「飲茶」。曾任周刊副總編輯的潘麗瓊亦說，《明報》(副刊專欄)早前開天窗，甚至在集會中大力批評政府，不要緊，因為你們有言論自由，但我也有、市民有、任何單位也有。若你說這樣一個有言論自由的表現，也不能令記者可以安心工作，這對我們來說是很荒謬。
打壓vs.濫用
陳：現時香港哪一類型新聞是濫用自由或是被打壓得最嚴重？
岑：我們從(傳媒機構的)前線或中層人員的調查看到，政治較敏感的議題，受干擾較大。另有一些是涉及權貴的，雖然報道是真的，但他不高興，便抽廣告。我知有雜誌因刊登了某富豪的封面故事，一晚被抽走250萬元廣告費，但說的是事實。這些報道並非嘩眾取寵或假的，而是揭發了一些東西，可能令某些人的經濟利益受損，令其公司名譽受損，便不落廣告。但廣告是媒體一個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至於政治敏感的議題，有時是香港的，有時是內地的，有些老闆會「識做」(不作報道)。我做過媒體管理層，我和上司也經歷過，例如收到來自包括政府、某個地區的人、大公司高層的電話，想影響你的新聞取向、編輯方針。你成熟些就懂得如何處理這些電話，但亦是一種無形壓力。
李：我亦從事廣告行業，其實客戶落廣告會考慮很多因素……
關sir：或者回到同學的問題上，香港哪一類型的新聞是濫用自由來報道的？
李：我覺得不是濫用，是傳媒機構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那些已經可以叫「媒體霸權」，它們用自己的意思去寫新聞。同學可試將某報章和另一份報紙放在一起看，同一單新聞，有的只記事情怎樣發生、誰人出席，但有一種報紙，標題、圖片都是要挖苦、放大一些事情，亦不是報道事實的全部。如果那些傳媒做的是正確的，就不會日日收告票、被指摘……大家尊重新聞自由，亦要尊重法律，說話要有證據，以法律為依歸，那些被人告和告得入的傳媒，就是在作新聞；作新聞，你不止傷害事主，還會傷害他的家人，是很卑劣的手段。
岑：以我幾十年的新聞工作經歷，新聞操守問題最惡劣的時候，可能是1990年代時，當時甚至有傳媒用錢買「新聞」，例如付錢予新聞人物去唱卡拉OK、開房等而被ICAC調查。其實，新聞工作者、新聞機構，很重要的一樣，是要自律。
香港傳媒需要更多監察？
劉：李小姐，你早前成立監察傳媒操守議會，想達到什麼目的？
李：記者的筆就像一把刀，假新聞就像一個癲佬拿着刀砍錯人，所以這把刀一定要善用。
當我們擁護新聞自由、尊重新聞工作者，我們希望新聞界也有嚴謹的專業操守及「自我審查」機制，或是「自我管理」。但我們看見近七八年，媒體——現在人人都說是「第四權」，有很多偏頗、誤導、失實甚至抹黑的事件發生。
作為市民，或站在消費者層面，我們買報紙是希望看到真相，希望在擁護新聞自由的時候，前線記者帶給我們的，是真實、不偏頗、不加自己言論或政治立場的新聞。但很多聲音告訴我們，很多新聞從業員或者大報，愈來愈喜歡造假新聞，或揑造一些事情，我們很擔心，故成立監察傳媒操守議會。
岑：(對有民間組織監察傳媒操守)這方面我們歡迎。我想李小姐剛才是放大了部分傳媒的不良做法。我們承認，香港新聞工作不是盡善盡美，有傳媒犯過錯，出了些不真實的報道，甚至傷害到人；樹大有枯枝，但不能因此抹殺新聞界在監察社會、政府所起的作用。大地震時，人走但記者要入，例如六四時留守到最後一刻、SARS時冒極大風險去淘大花園，《明報》近年也有很多精彩的偵查報道：(前特首)曾蔭權涉嫌收受權貴利益，梁振英、唐英年的大宅僭建，還有地產商造市令人以為地產市場真的很興旺等，全是傳媒揭露的。我們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
目前有很多機制可讓市民監察媒體，例如報業評議會收到投訴會調查，並在網頁公布；記協也有獨立、由學者組成的投訴小組，當然，我們會遇到一些媒體不合作，令調查難進行；若媒體侵犯個人私隱，甚至是誹謗，法律上也有機制，市民可循法律途徑控告傳媒。
新聞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也受法例限制。我經常和記者講，你們寫每一個字，可以影響某些人一生，所以落筆時要當是千斤重。我們承認今日的傳媒中，有些持宣示式的編輯方針、有些混淆事實和意見，甚至很主觀，但我覺得，讀者可以用手上的7元去選擇，或者你不看，而非放大媒體的某一面。
李：我們絕對不是放大，我今日帶來的資料只是一小部分……
文字整理、圖：古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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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盡通識」多媒體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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