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5日是英國《大憲章》簽署800周年，英國正在準備舉國隆重紀念，而我們中國人卻對這份偉大的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法治憲政文獻知之甚少；在中共18屆四中全會鄭重承諾「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今天，我們亟需補上這一課。
《大憲章》對我們當前的法治建設具有哪些重要啓示呢？
「封建」是專制的對立面
我們首先要把握《大憲章》產生的歷史背景：它是英國封建貴族制的產物。沒有封建貴族，就根本不會有《大憲章》，也就不會有法治和自由憲政；沒有自由憲政，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與「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的流行見解相反，自由憲政的創立與資產階級無關，與「人民群衆」就更沒有關係。它是封建制度之下，王權、貴族、基督教會(以及比較次要的角色——自由城市的市民)幾大社會力量之間複雜博弈的結果——偶然的、幸運的結果，沒有什麼「歷史必然性」可言。
所謂「封建」，是公元五世紀羅馬帝國被日耳曼蠻族滅亡，又經歷長達四五個世紀一波又一波的蠻族入侵，在舊羅馬帝國的一片荒凉廢墟之上，以各日耳曼蠻族部落為主體(他們當時還處在原始部落晚期)，混合了原住民，到十世紀前後才摸索着建立的一種嚴重倒退、遠比古羅馬文明野蠻落後的社會形態，它和同時期的中華簡直毫無共同之處，我們那時怎可能是什麼「封建」？中華最接近西歐封建的歷史時期是西周，到春秋此「封建」就禮崩樂壞了，貴族衰亡、平民崛起，到戰國時期就只有七大專制王權國家的混戰，秦兼併六國之後變成大一統的皇權專制，一直延續到清朝覆滅。
啓示一：封建貴族消亡、王權(皇權)專制延續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原因，因此，反專制、反皇權的思想啓蒙仍然是我們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但是，僅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思想啓蒙，沒有社會基礎還是不行；「有恒產者有恒心」，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保障、「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那麼，崇尚獨立自由的「貴族精神」(相當於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士君子精神」)就沒有立足之地，中國的現代化仍將障礙重重。
英國例外論
西歐的封建到十五、十六世紀才逐步瓦解，專制王權隨之興起，近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這比中國晚了2000年。非常幸運的是，當英國也在走向王權專制的時候，自由憲政穩住了腳跟，英國達成了幾大社會力量的大妥協，國王、議會、教會的權力各有其合法邊界，不得踰越，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既受法律約束、又受法律保障；這是以君主制為表，法治、自由憲政為裏的「共和正義」。「共和」與「民主」也不是一個東西，英國從1832年開始「民主化」，直到一戰結束才有了民主。舉目四望，只有英國走了這樣一條極其特殊的道路，不但中國沒有，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走這條路。
英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原因很複雜，一言難盡，其中，包括《大憲章》所體現的、英國人引以自豪的「英國人民自古享有的自由傳統」，即1066年「諾曼征服」之後建立的比較有效(與歐陸各國相比較)的中央政府，以及貴族權力與國王權力的相對平衡。這個平衡非常關鍵，如果國王一權獨大、壓倒貴族，就會像法國那樣成為王權專制；相反，貴族權力過於强大、壓倒王權，就會形成封建割據，就不能完成國家統一；這兩種情况都不利於「現代化」。
有了自由憲政，英國才有了後來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近代科技和民主，才有了「現代化」這個了不起的文明突變。這個現代化的英國主流模式先是傳播到英國殖民地(包括美國)，然後向全球傳播，現在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道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
為什麼這麼多歷史和文化傳統大相逕庭的國家都選擇了現代化？中華民族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不實現現代化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不實現現代化，就只能落入一個個專制朝代的治亂循環，不斷遭受王朝末年「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秩序大崩潰、文明大倒退的浩劫。
無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一定會有自己的特色，就好像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方法和能力、都會有不同的成績一樣，但那絕不意味着我們已經創造出了一個現代化主流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現代化主流模式當然也絕非完美無缺，它一定會不斷改進，但那是現代化實現之後才會產生的「高級問題」。處在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卻去嘲笑西方國家的高級問題，這種昏頭昏腦的妄自尊大會有什麼樣的災難性後果，慈禧太后、倭仁、義和團民已經足夠令我們刻骨銘心了。
啓示二：實現現代化是國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向英美學習的成績愈好，現代化的代價愈小、成果愈大；對英美道路愈是懷疑、牴觸，愈是强調什麼「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阻力和代價愈大、成果愈小。
《大憲章》和自由憲政是談談打打的結果
約翰王被貴族逼迫簽署了《大憲章》，貴族息戰罷兵了，但國王很快就反悔，於是戰端又起。非常幸運，不久國王病死了，其9歲的兒子繼位，戰爭才停止。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君主立憲制立穩了腳跟，400多年的英國史，就是一部貴族捍衛自由憲政、國王破壞自由憲政的鬥爭史、戰爭史，據統計，《大憲章》在貴族的壓力下，歷代國王不得不一再宣告確認了不下32次(一說37次)。
值得注意的是，貴族的反叛和我們熟知的「農民起義」很不相同，它是在契約精神的約束下，貴族要求國王履行契約、保障傳統權利，有邊界、有道義底線的有限訴求，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因此，貴族與國王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命相搏的體育競賽」，雙方都受遊戲規則約束，在生死關頭也永遠要保持紳士風度，而不是痞子流氓式的無法無天、無所不用其極。近代以來的戰爭法就是這種貴族「戰爭文化」的延續。
真正的貴族視榮譽高於生命，認為不按規則比賽是下流的丟臉行為，貴族寧可戰敗也不會幹這種可恥的事，所以才會有我們春秋時代著名的宋襄公「不擊半渡，不擒二毛(不俘虜頭髮花白的人)」的「仁義之戰」。貴族戰敗就放下武器認輸，練好本事再戰，所以不認為投降是什麼奇恥大辱——輸了體育比賽有什麼恥辱可言？
《大憲章》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的「平衡兼顧」的正義性，不但最大限度地以契約(憲法就是最高契約)規定好每個人應當享有的合法權利——此即所謂「正義」，其精神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這「應得」1215年時當然只能是嚴重不平等的，但只要有了這個精神並不斷重申，就有可能逐步平等化——更重要的是，還規定了契約遭到破壞後，現實可行的、保守改良性的有效救濟辦法——規則約束下的反抗權，其目的是保障原有契約的有效性，而不是「成王敗寇」，將契約破壞無遺、僅僅最大限度滿足强者勝者的單方面利益。
貴族的「打」是為了「談」，「談」是為和解、為恢復原狀，不是什麼改天換地的「革命」。由於「革命」一詞的歧義性，許多人拿貴族的反抗權為革命辯護，稱之為「革命權」，這就把貴族與流氓、改良與革命、依法反叛與違法犯罪混為一談，嚴重背離了歷史真相。「革命」不僅僅是以暴力更換統治者，還要以暴力根本改變政治制度(政治革命)、社會結構(社會革命)甚至全部價值觀、信仰、道德標準、思想理論和生活方式(文化革命)，封建貴族哪會如此行徑？
啓示三：《大憲章》肯定了貴族和人民的反抗(反叛)權，但這反抗雖然允許訴諸暴力，卻和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大相逕庭，因此，它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宣言書；同時它也昭示我們，「自由」不是天賦的，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賜予的，它是珍視「法律下的自由」的「士君子」不斷為法定權利依法抗爭的結果。
(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