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頓近年其中一項為人樂道的研究成果是與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內曼(Daniel Kahneman)發現「情緒幸福」會隨薪酬上升，但到年薪7.5萬美元的水平便不再增長，無法再帶來額外幸福感。這項以45萬美國人為調查對象的研究，更啟發西雅圖一名年輕企業家動用大半企業盈利為數十名員工大幅加薪，冀為美國收入不平等提供解決方案。

年輕僱主擬增員工最低年薪至7萬

信用卡付款處理公司Gravity Payments 創辦人兼總裁普賴斯(Dan Price，圖)今年4月宣布減薪93％並動用企業盈利，在未來3年令員工最低年薪升至7萬美元。他直言受迪頓與卡內曼的研究啟發，想做實事紓緩美國社會貧富不均問題。

普賴斯的宏願能否成真仍屬未知數。他在推出新薪酬制度3個月後便陷入財務窘局，兩名得力助手與一起創業的兄長又為加薪問題與他起爭執，助手離職，兄長則入稟指摘他侵害小股東利益。

建新分析數據助制訂政策

至於對迪頓來說，把幸福量化絕非僅僅是一堆方程式或數字遊戲，而是希望透過創建新的分析數據，彌補像GDP或失業率等傳統指標的缺失，並影響政府政策。迪頓在2013年曾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戴維森指出，對於政府很多決策，看它們是否真正改善了人們生活，比去看那些可能會誤導人的數據要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