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香港「普選」議題，北京高調出手，杜絕了佔接近六成選民支持率的泛民主派未來主導香港政治的可能性，揭示了經過35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共仍拒絕民主、仍無意走出權力至上的迷思。這不僅對香港的民主運動的路向與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影響深遠，也嚴重影響了未來數十年兩岸三地離合的方向。
——編者
在香港萬眾期盼民主雙普選早日到來、如火如荼的香港民主運動走向高潮之際，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下稱《決定》)，確定了只有中南海屬意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未來特首的候選人，同時《決定》還無視《基本法》「循序漸進」的精神，不同意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增加直選議席，杜絕了佔接近六成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未來主導香港政治的可能性。此舉在香港社會引發強烈反彈，由學聯和學民思潮領導的罷課運動和重返公民廣場開始，再到戴耀廷代表的「佔中三子」宣布佔領中環提前正式啟動，導致警察出動催淚彈，引發大批市民分別佔領了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等地，至今未息，是回歸以來香港主流社會與北京中央政府之間的最大衝突。
顯然，《決定》所左右的不僅是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與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安排，其所透露出中共對泛民主派欲「趕盡殺絕」的意志，也預示了在可預見的未來，無論是特首選舉還是立法會選舉都不可能是公平的民主普選。尤其《決定》所表達的，並不止於對香港民主發展的影響，同時也揭示了習近平無意在其主政下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民主化將遙遙無期。再者，《決定》毫不隱瞞中共拒絕民主與權力至上的專制本質，不僅將進一步強化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拒絕和對中共的不信任態度，也間接昭示了在中共統治的年代，兩岸不可能走向統一。
本文將先回顧30年來兩岸三地的民主進程，繼而展望與探討「普選決定」對大中華地區未來民主發展、兩岸關係及兩岸三地離合問題的影響。
無須贅言，今日的兩岸三地在民主發展方面，處在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然而，在30年前的八十年代，彼此的差距其實卻沒有那麼大。
兩岸三地三十年的民主化進程
標誌着台灣政治走向民主化的里程碑，是在1987年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及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臨門一腳後，於1991年及92年開始實施的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的全面改選，使台灣從「威權政體」成功走向「民主政體」。在此之前，國會層級的選舉除了非制度化的增額選舉與補選外，維持了「萬年國會」的基本架構。換言之，九十年代之前台灣的制度化選舉基本上只停留在非中央直轄的縣市長與縣市議會的地方選舉，這點與香港的情況頗為相似，也與大陸之間沒有相差太遠。
其實，早在八十年代，香港已建立起比台灣更健全的法治社會，言論與學術自由度更是兩岸三地之冠。雖然港英政府推動民主選舉的起步較慢，卻也在1982、83年開始實施區議會與市政局部分議席的直接選舉。後來，香港政府發表《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徵詢社會對「八八直選」的意見，並在1991年正式開始實施部分立法局議席的直選，且在1995年實現了所有議席由選舉產生。
歷經文革的十年浩劫，經過七十年代末被稱為「北京之春」的民主牆運動後，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處在迄今最為自由的年代，今天在學術界成為禁忌的「憲政」、「制憲」等議題在那個年代都能較自由地討論。1982年大陸《憲法》確認了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據。1988年6月大陸《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始試行，啓動了村民委員會由選舉產生的新模式。同時，中共「十三大」後，在趙紫陽主導下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揭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頁。
兩岸三地在1980年代的民主化道路上，處於比較接近的階段。然而，近30年過去，三地的距離卻不斷擴大，至今已不能同日而語了。
台灣民主在國會全面改選後，1994年舉行了台灣省與直轄市的直選，並在1996年實現了總統直接選舉，完成了政體民主化的基本程序，此後迄今已完成了兩次政黨輪替，民主的實踐日趨成熟。香港則經歷了1997年回歸後選舉制度重來的變遷，而其後在邁向特首與立法會「民主雙普選」的道路上，屢屢遭受北京的壓制而變得舉步維艱。目前立法會選舉仍停留在只有一半議席可以直選的階段，至於真正的特首民主普選何時得以實現，仍未有定數。
《決定》顯示習無意推動政改
大陸方面，隨着趙紫陽在「六四」後失勢，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也被裁撤，政治體制改革從此停滯不前，選舉方面迄今也仍停留在村民委員會的層級上。
香港政改是大陸民主發展的風向標，《決定》意味着習近平體制並無意啓動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繼續拒絕中國發展民主政治。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大陸許多主要城市的經濟實力與人民生活水準已接近港台地區，舊有的體制早已趕不上社會發展的需求，因而導致官員腐敗問題病入膏肓，各地群體事件不斷發生。對薄熙來與周永康這兩隻「大老虎」的肅清，明眼人都明白不過是「反腐」的障眼法，背後隱藏的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經歷了江胡兩個時代後，大陸利益集團與權力的結合，使中共的政改更加艱困。即便如此，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仍對胡去習來有所期待。習李體制倘若仍有一絲啓動政治改革的念頭，香港就是很好的試驗田：讓香港嘗試舉行《基本法》原意旨的民主普選，再研究是否值得借鑑。然而，中南海的新主人並無此意，因而除了以高壓的手段，一方面推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下稱《白皮書》)，肆意加進《基本法》不存在的規範特首候選人資格的「愛國愛港」新條文，又在宣布《決定》之前，提出香港普選必須考慮「國家安全」的因素云云。另一方面則動員其30年來培養的建制派為其不公平的政改方案護航，製造在普選問題上香港社會「沒有共識」的假象，以正當化對普選層層設限的作為。《決定》昭示了當下中共領導人將會繼續無限期地拒絕政治體制改革。
「愛國」與「國家安全」的荒謬
眾所周知，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最早是北京為統一台灣而設。回歸後，香港「一國兩制」的發展如何「成功」，台灣人民一一看在眼裏。這次中共在香港普選議題討論期間所說出的「愛國愛港」、「國家安全」、「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特首」、「普選不存在國際標準」等論述，台灣民眾看了，恐怕會會心一笑，因為台灣人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年代，明白這些都是獨裁統治者拒絕民主的說辭。
「愛國」，在維權時代的定義，指的是一切服從統治者的旨意。因此，當年反對蔣介石獨裁的雷震，其言行自然被視為「不愛國」，他主編的《自由中國》被封查，他本人也無法躲過長達十年的牢獄之災。在戒嚴之前，擁有一定活動空間的「黨外」勢力被國民黨控制的「主流媒體」視為異端，直到民主化的時代，才獲得正常的對待。與其他民主社會一樣，在後民主化時代的今天，倘若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大肆提倡「愛國」，恐怕會被輿論質疑是否開民主倒車。事實上，當下哪一個民主社會在選舉前會高調要求參選人必須「愛國」？
以「國家安全」為由，同樣是獨裁者壓制民主的慣用伎倆。自從在國共內戰中失利而被迫撤退到台灣後，國民黨政府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藉口，使國會不必改選，也使蔣介石得以一直連任總統。國民黨還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與大陸「三通」(通商、通航、通郵)。然而，民主化後無論是國會選舉，還是解禁大陸探親、開放大陸來台觀光及陸生來台升學，都沒有造成「國家安全」的問題，至少不會因為「國家安全」問題而喊停。難道現的香港所處的「國家安全」的環境，比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前發生的台灣海峽危機來得嚴峻嗎？
真假普選 不辯自明
在香港普選討論期間，中共還說出「世界不存在所謂普選的國際標準」。普選在各國的實施，或許沒有一套統一標準，但是獨裁專制嚴控下的朝鮮及薩達姆時代伊拉克的一人一票「普選」，以及對反對黨層層設限的穆巴拉克時期的埃及選舉，是否是「假普選」，即使是沒有選舉權利的大陸人民也心中有數。事實上，在選舉前就能得知統治者屬意的候選人才能當選，正是威權政體下選舉的普遍特徵。倘若這樣的選舉也硬說是民主選舉，那麼世界還需要民主政體嗎？台灣還需要國會全面改選與政治民主化嗎？
至於「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特首」的論述更是滑稽。眾所周知，經過30年香港與大陸的經濟一體化，即便有機會自由選舉香港的領導人，香港市民一定只會選出能夠與大陸溝通、有能力維持中港良好關係的領導人，因為選一個「與中央政府作對的特首」對香港沒有任何好處，況且香港市民選出特首後，還需要過中央政府任命這一關，與其他民主社會包括台灣不同。倘若此說成立，台灣及其他社會還能容許反對黨參選嗎？試問民選的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菊及台南市長賴清德有與馬英九的中央政府持續對抗，並因此造成高雄與台南市的社會動盪嗎？
在《決定》出台前，北京高調發表了《白皮書》，露骨地突顯「一國」的優越地位，同時擠壓「兩制」的空間，揭示了北京對愈來愈「不聽話」的香港已失去耐性。在此之前，北京對香港有所克制，主要基於三大原因。其一，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是「會生金蛋的雞」；其二，「一國兩制」是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其三，要做給台灣看。然而，「中國崛起」後，這些理由已逐漸消失，包括對台灣的示範作用。
香港「普選」對台灣的啓示
考慮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勢頭及台灣「太陽花學運」因素，馬英九在「佔中」初期的態度相對溫和，直至獲得幕僚建議後，9月30日在中山會報中首次將香港民主運動提升到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層面，指出倘若香港不能實現民主普選，會加深台灣民眾的反感，拉開兩岸的距離，不利兩岸關係的推進。到了「雙十國慶」大會，馬英九發表「以民主為傲，以台灣為榮」演說時，全面打出「民主牌」，表示堅定支持香港人民爭取普選，同時還向對岸呼籲「此時此刻正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最適當的時機」。
習近平上台以來，逐漸從過去的「內緊外鬆」政策走向「內緊外緊」的方向，首當其衝的是香港。從發表《白皮書》到「八?三一決定」，再到「九?二六」習近平親自向台灣重提過去6年不提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中南海的「內緊外緊」的政策方向顯然已延伸至台灣，造成台灣朝野一致的危機感。馬英九的國慶演說，明顯是對習近平政府過度自信的回嗆。
如今，北京似乎已放棄以「一國兩制」來吸引台灣，取而代之的是透過經濟力量來左右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只是，經過香港普選與「佔中」一役，台灣社會對北京的戒心將進一步加強。短期的影響將使「服貿」通過的時間表與「貨貿」的談判的時間表延後，2016年總統大選出現新變數；中期影響則是兩岸政治談判的啓動將遙遙無期；而長期的影響，則是使台灣對大陸的離心力愈來愈大，兩岸統一成為不可能。
北京對香港民主普選特首的實質扼殺，折射出中南海基於慣性的權力思維，並不允許挑戰其權力的勢力存在，包括任何可能向他說不的地方力量。然而，無法成功整合香港民意，制定出一套長治久安的選舉制度，以化解日益加深的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甚至引發佔領街頭運動，使香港陷入長期的政治與社會動盪，因而在歷史上留下「治港無方」的罵名；又或是促使台灣「愈走愈遠」，造成兩岸永久性分離，該責任又將如何擔當？
毋庸置疑，北京權力至上的代價也會愈來愈高。林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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