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有人邀我發言、訪問，我都拒絕。有人以為我是膽怯、後悔，對我曉以大義。」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說。

30年前，潘毅與北京學生同身處天安門廣場。6月4日凌晨，槍聲響起，「長安大街上，不斷有人躺下，北京市民不怕死，他們往坦克、槍口方向走去，因為他們要找孩子、保護學生」。此後經年，她研究內地勞工問題，協助工會，怕牽連伙伴，其「六四」經歷成為金人之緘。面對近年內地當局打壓工會，身邊的維權友人以至學生被拘捕，她說：「性質已和『六四』等同……我選擇發聲。」

明報記者 李以莊

1989年，潘毅是香港中文大學二年級生，那年頭，思想較進步的學生「關社」(關心社會)、「關中」(關心中國)，參與國是學會，潘毅說：「人多位少，要面試及格才能入會。」4月中，北京學生上街遊行，反官倒、爭民主，並向香港求援，潘毅與一眾同學前赴北京，「那時候香港學生有組織化傳統，有點官僚，他們問北京學生領袖是不是循民主程序推舉，他們糾結在這些位……」潘毅形容：「很離地。」

長安大街睹民眾衝坦克護學生

5月4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發動大規模遊行後，學生沒有按原定計劃返回校園，繼續留守廣場，潘毅與同學們第二次上京，協助廣場學生搭建講台、印刷宣傳品、購置帳篷，「北京學生覺得，你們是香港來的，應有盡有」。潘毅等香港學生亦幫忙聯繫南方朔、羅永生等學者，協辦「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也和學生們討論政事、唱歌寫詩。自嘲「跑不動」的潘毅被安排留守物資站，有另一番體會，她說：「北京學生覺得物資要在糾察線內，把工人、農民分隔，今日回看，他們沒有積極推進『工學結合』，學生覺得其純潔性可以影響政權，保護自己……但最後看到，政權一打下來，什麼也沒有。」

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傳來槍聲。北京學生擔心港生安全，把潘毅帶到指揮部，與封從德等學運領袖待在一起，「廣場上是不嚴重，沒看到解放軍往廣場開槍」。然而，當潘毅沿長安大街向東往北京飯店走，「看到不斷有人躺下，北京市民不怕死，他們往坦克、槍口方向走去，因為他們要找孩子、保護學生」。她繼續前行。「前兩天，廣播一直說會清場，恐懼一早瀰漫廣場，開槍當晚，我自己沒有恐懼，只有憤怒、悲憤，的確沒有考慮生命是否受威脅。」

六五拒上港英包機 留國助逃亡

6月5日，港英政府派出包機到北京接載港人離開，機場上卻不見潘毅身影。「太優越了，人家搞運動我們搞運動，我們搞完搭飛機走，不理想，很抗拒優越待遇。」她亦希望整理思緒、進一步了解中國基層，選擇往中、西部遊歷，而更重要的是協助學運人士逃難來港。「不能說得太具體。」潘毅僅能透露：「學生上了榜(通緝名單)，沿途的城市也有參與當地運動的人，我盡能力幫他們來港，幫忙捎信息、認人。」她曾經協助的，包括學運領袖柴玲。「回港後，有人希望我現身說法，但我在做救援工作，不方便……很多學生出來控訴，多我一個不多，我也不希望成為學生中一個英雄式人物。」

深耕工運盼圓未竟事 閉口被誤膽怯

六四之後，港人對中國失去信心，「大家都說，除了做生意，不要回去」，潘毅則反其道而行，「我一回港，就在深圳搞女工組織，已經不能再說話了」。此後30年，潘毅從事中國勞工研究，協助內地工運，生怕自己參與六四的經歷會影響工作或合作伙伴，多年來絕口不提：「有人邀我發言、訪問，我都拒絕，有人以為我是膽怯、後悔，對我曉以大義。」我行適我素，潘毅仍是默默做事：「六四把我一生捲進中國，好多人犧牲，他們是有理想的學生，我多年都有包袱，覺得要還債。有理想的同伴犧牲了，要背負他們的信念，做他們的未竟之事。」

遞N份內參 籲改善工人待遇

潘毅投入中國勞工問題研究後，曾到內地工廠親身體驗女工生活，發表洋洋萬字的報告，亦與內地學者、媒體、勞工組織合作，向政府提交意見書，「寫過『N份』內參」。潘毅說，自2015年後，內地對勞工行動打壓加強，甚至抓捕學生和工運領袖，「性質已與六四等同」。

「問今為何世？」潘毅用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鄧中夏寫的《過洞庭》，詢問內地政府何以拘捕塵肺病關注者危志立等維權人士。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近30多年，她以往撰寫的報告，洋洋數十萬字，「有根據，實事求是，報告是要求你改善，不是要打倒你」，鮮有情緒式的咆哮吶喊，多與國內的學者、媒體、勞工組織合作。「我寫了『N份』內參予政府。」潘毅說，「很多人覺得我不會寫，只會示威，但做社會運動，要靈活。」促進國內企業落實《勞動合同法》、改善工人待遇，潘毅多年來為了保障伙伴，一直多做少說。

然而，她說自2015年後內地對工運的打壓轉趨強硬，至近年尤為明顯，去年廣東「佳士公司」的勞工權益問題，警方拘捕逾50名關注事件的學生及工友，「學生也被拘捕扣查，事件已和六四性質等同，避不了」。打破緘默，撰文發聲，「我已被(國內安全部門)告知，他們認為學生是受我影響」。

過往行之有效一套受阻，潘毅苦笑說：「(與政權打交道)我就是不夠游刃有餘，所以才接受你訪問，說回當年，以及今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