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領學生深入調研工人逾20年，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圖)覺得，社會正出現一批帶有「近乎百年前五四時的狀態」的年輕人，他們懷抱堅定的社會主義理想，透過自我改造、走進基層，將理想付諸實踐。 工運學生傾左翼 似五四年輕人 潘毅說，五四運動在現今的意義，就是要追求超越政治民主，進入經濟和文化民主的領域，最後一步是追求社會的平等。「新生代」3子與聲援佳士工運的學生是「同一個『cohort』(有相同特點的一群人) 」， 在政治光譜上接近，都帶有左翼傾向，都追求公民社會裏的平權，和五四時期年輕人的思考是相似的。「他們有思考如何處理經濟民主，處理經濟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所以不像我們當年六四一代，直接去廣場。」 她表示，接觸過不少像危志立這樣是來自工人或農民工家庭的青年。內地改革開放40年產生了2.8億農民工，社會問題累積到臨界點，如今第一批農民工的下一代逐漸長大成人，這些人從自身家庭深刻了解到工人遭受的不公和創傷，也深受工人對毛澤東時代信仰的緬懷的影響。因此他們對工人遭遇更能共情，從而獲得行動的動力，「這是個人成長與社會發展各自的歷程偶合在一起的結果」。當他們在學業甚至社會階級上成功突圍，一部分人就會希望貢獻自己的能力，改變與己相似的家庭及階級現狀。 「學生的可貴，或者說跟五四一脈相承的地方，是進行自我改造，放棄精英的位置，去和工人走到一起，為他們做事。」潘毅認為這種走向基層的行動是一種「時代性的標誌」。從年輕人思考到實踐去看，潘毅感慨，「100年後，歷史好像是循環一次。因為你已經將社會推到一個近似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態之下，年輕人要去改革，就像再走一次(走過的路)。」但只有學生在基層行動，改革只會是「比較慘痛的過程」。潘毅認為沒有上下結合，改革難成可能。「今時今日的共產黨很難去處理五四問題，因為它的根在那裏。」 「五四強調一個徹底的社會改造，徹底的民主，但現在你(共產黨)就走向自己的反方向、對立面。」潘毅說，不過「這種吊詭存在的一個好處就是，你該如何去判他們(學生)罪呢？判最多一兩年？可是他們還都是年輕人，一兩年後出來他們還是不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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