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4日，日本電視台(NNN)播放了一套名為《南京事件：士兵的遺言》的紀錄片。該片製作嚴謹，訪問了多名日本老兵和中國倖存者，並派員查找一手史料，向日本觀眾展示了1937年南京暴行的來龍去脈。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攝製隊找到了當年進佔南京日軍士兵的戰場日記，間接證實了日軍在南京長江河畔等地曾大量屠殺中國戰俘和無辜平民的歷史真相。
然而，就在此紀錄片播放後不久，安倍政府就中國將南京大屠殺申請為世界記憶遺產一事向北京抗議。10月15日，安倍向到訪的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就此事表示遺憾，被日本媒體廣泛報道。南京暴行的歷史認識爭論，再次成為中日兩國政治角力的焦點。
理解南京暴行 中日視角迥異
中日看待南京大屠殺究竟分歧何在？專攻中日近現代史的日本學者家近亮子在其《日中關係的基本構造》(晃洋書房，2003年)一書中曾通過比較中日教科書及相關學術著作，討論兩國對這一歷史事件的認知差距。據家近分析，中日學界的主流意見都確認南京殘暴行為的確存在，但就具體遇難人數，雙方持有不同意見：中方始終認為有近30萬人(甚至更多)遇害，日方則有很多說法，人數由4萬至20萬人不等。
30萬的遇難人數在中日國民眼中是有不同涵義的。在日本，遇害人數的多少被視為純粹的歷史統計問題。相當一部分日本人認為，具體遇害人數應通過埋葬紀錄、審判證據、軍隊紀錄、實例調查等歷史實證方法來確定，而非簡單地把30萬這一人數絕對化。然而對一般中國人來說，30萬是一個「感情記憶」，是「區別敵友的象徵」。否定30萬這一遇害人數本身，即被理解為有意否定這段殘暴歷史的存在。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中文媒體在報道相關新聞時常常潛意識將日方對「遇難人數上的異議」與「不肯誠心反省歷史」聯繫起來。
日糾纏遇害人數分歧 被疑拒反省
同樣，在本次論爭中，日本不少人認為，登錄南京屠殺事件被習近平政權作為鞏固政局的工具。有日本前外交官撰文指出，中方明明知道中日在遇害人數上存有分歧，但依然強行登錄，日方必須表示強烈不滿。然而，中方觀點則認為，中國過去對國際規則不熟悉，導致中國的想法未能為外國所理解，登錄南京暴行只是遲到的共識。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二戰史上公認有三大慘案：南京大屠殺、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屠殺、廣島長崎核爆。其中，後兩者早在1979年和1996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因此申請南京暴行為世界記憶遺產無可厚非，不只是為了紀念中國遇害者，也對全人類有警惕作用。
安倍治下歷史認識顛倒黑白
為了克服對南京暴行的認知差距，中日兩國學者過去十年都作出了不懈努力。2006年，一批中日歷史學者在兩國同步出版《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和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該書集合了最前沿的中青年歷史學者，就中日之間諸項有爭議的歷史問題展開討論。其中，出身南京的旅美中國學者楊大慶客觀分析了學界研究「南京殘暴行為」的現况，並建議只要承認日軍在南京實施殘暴行為的事實，對死者數量這類敏感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然而遺憾的是，安倍本次顛倒黑白的抗議，恐令普通中國民眾更加堅信日本對戰爭罪行拒不認錯，令在兩國長年從事中日和解的知識分子的艱辛努力付諸東流。2002年，中國知識界曾出現了「對日關係新思維」的聲音，主張中國不應對日本過分談歷史問題。然而，10多年過去了，除了少數研究中國問題的日本學者，日方主流對華認識並沒有產生相應的「對中關係新思維」，依然把中日歷史問題片面歸結於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忽視了不存在愛國主義教育的民主國家和地區也批評日本歪曲歷史的客觀事實。
就南京暴行問題而言，幾年前，筆者在美國參加中日關係研討會時，一名美國資深知日派學者就曾對筆者坦言，日本官方糾纏於南京屠殺的遇難人數是沒有意義的，就算遇難人數只有1000人，屠殺仍是屠殺，不能改變殘暴的性質。本次論爭爆發後，有日本知識分子在臉書一針見血地寫道﹕設想日本在登錄廣島原爆為世界文化遺產時被美國以遇害人數說法不一為由質疑做法不當，日本人又會作何感受？
10月12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體學習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中國要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合理，「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維護和鞏固二戰勝利成果」，被外界解讀為中國外交韜光養晦的結束。有分析認為，告別韜光養晦，不代表中國將進攻性地使用軍事力量改變國際現狀。防禦性或建設性的強勢，漸進地對當前國際秩序中的不公之處提出改善方案，將會成為中國外交的未來趨勢。面對不斷周期性爆發的日本歷史認識問題，北京強勢作為預計將陸續有來。日本電視台NNN10月播出
的有關南京事件紀錄片網站
http://www.ntv.co.jp/docu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