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張藝謀來說，《歸來》也是他自己的一次回歸。作為一個各類電影都拍過的頂級導演，在他心底最想講的，還是像《歸來》一樣，關乎大時代背景下人性和情感的故事。

文：何泳杉

《歸來》的結尾，患失憶症的馮婉瑜在火車站門口日復一日地等待陸焉識的「歸來」，卻認不出那個冒着風雪每天騎三輪車帶她來到火車站的人，就是自己念念不已的陸焉識。整部電影中，張藝謀都把故事講得很收斂，情感動人卻不氾濫。

他想關注的，是個人情感和命運、歷史的關係：「這不單純是講感情，而是人在無法左右自己命運的大政治背景下，對於感情的那份堅守、對自我尊嚴的捍衛。這和單純的感情故事是不同的，它更加可貴，有一種沉甸甸的份量。」

在文革的大背景之下，人在政治運動的浪濤中隨波逐流，父子夫妻反目的事例常有耳聞。但在那十年度過了自己青年時期張藝謀，卻認為在文革的殘酷性和悲劇性後面，在普通的家庭、普通的老百姓之間，仍然有很多像陸焉識和馮婉瑜這樣讓人仍舊能感到溫暖的情感故事。他說，「《歸來》基本上60年代到70年代末我的父輩那一代人的經歷。我相信人本質上是情感動物，而且對情感的堅守，還會因為環境所帶來的壓力而越發堅固。」

在他看來，中國人這種堅守的基礎，則是緣自對家庭和親情的價值觀：「對中國人來說，家庭和親情可以癒合一切。這其實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傳統，家庭、親情和愛是我們每一個人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面對各種困難的基礎。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傳統，我相信未來也仍然會是這樣。」

電影的變和不變

最初因《紅高粱》、《活着》等優秀影片而備受讚譽的張藝謀，後來也曾由於拍攝《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商業片被批評為有失水準，而這部《歸來》則被譽為他的回歸之作。

在張藝謀看來，如果能夠不考慮外界因素，自己最想拍的，還是《歸來》這樣的片子：「我的價值觀不會變，但是會根據潮流調整口味。文革十年是我16歲到20多歲的階段，我看到過許多故事、經歷過許多事情，留下了很多記憶，所以對這一類故事是最有共鳴的。」

「但是在今天中國電影市場上，沒法總是拍這個題材，因為90後想看的是大片。電影是大型的集體協作，又有商業屬性，而且拍電影都是給別人看的，其創作過程無法純粹個人化。不過，這其中也永遠有一種辯證的關係：在你妥協的過程中，有一件事情是堅守的。就像馮婉瑜一樣，許多事情都改變了，但心中還是有一份堅守。全世界的導演，都是在無數的妥協中保有着一份堅守。根據不同時代人們的審美要求，我會去做藝術形式上的調整；但我自己從來都沒有變化：我始終把電影作為我敬畏的一種藝術形式，從來不會怠慢。」

望大陸勿蹈港台覆轍

眼下的中國電影市場，可以說進入了票房為王、成王敗寇的時期。張藝謀則希望中國最終能擁有一個健康多元化的市場環境，「中國電影正在飛速發展，很多人都看著這塊蛋糕，尤其是好萊塢。但我希望10年後，中國電影市場不僅成為全世界最大，但也是規範健康、多元化的。否則，我們會重複香港、台灣市場的現狀，那將是很糟糕的。大陸人多、口味雜，所以我希望也能推動電影市場的多元化。但這也無法預測，只是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