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被遺忘的盟友》一書是面向西方讀者，米德認為，自己的研究可助外界重新了解中國。不過他亦提醒，歷史教訓雖然重要，執著於把歷史與當下政治扯上關係也很危險，「二戰發生超過70年，形勢已全然不同」。

米德相信，今日亞洲政治舞台的不同參與者需要從二戰汲取「正確教訓」，「舉例說，在我看來，1930年代亞洲爆發戰爭的原因之一，是區內沒有為求相互安全而建立的堅固穩定同盟。今日的亞洲需要改變，所有參與者都要多學習如何創造一個存在共識的安全環境，對抗衝突不會是恰當的組成部分」。

倡亞洲汲取教訓 締共識安全環境

米德認為，中共如今重新審視和強調抗戰史，顯然有向日本施壓的政治含意，但據其觀察，許多中國民眾真的對戰時歷史有興趣，「所以我希望更多不為人熟知的歷史曝光」。他舉例稱，國民黨的二戰貢獻在大陸民間已得到更多承認，從今年的紀念慶典安排可見，即使中共最高領導層亦有類似變化，這在幾年前根本不可想像。與此同時，重慶、上海和東北等不同地方的民眾亦開始追憶他們在二戰的獨有故事。

米德表示，國民黨軍隊在二戰中無疑參與了絕大多數會戰，但中共的游擊戰亦令日本不勝其煩。他強調，不應只談戰爭貢獻的主次，理解美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戰爭中如何扮演互補角色也很重要。

戰爭鼓勵創造力 戰後消失

他又指出，二戰中國另一值得後世借鑑之處，「聽起來也許令人驚訝」，那就是對比後來歷史發展，在抗戰緊張關頭，政治環境反而容許國民可就未來的政治出路有更多討論，國共兩黨皆容忍比後來多得多的民主和政治多元，嘗試提供更大眾化的政治參與形式，例如國民黨同意成立容納各黨派代表的「政治協商會議」，共產黨則在根據地延安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權(即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及「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各佔約三分之一)。

米德強調，上述做法並不完全等同於多元的自由民主，「卻顯示出戰時鼓勵創造力」，可惜戰後政治寬容迅速消失。米德解釋，內戰後大陸和台灣分別被自視為處於冷戰狀態的不自由政權控制，但隨�荍N戰結束，亞洲經濟增長，相信今後有機會出現更為多元和自由的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