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近年成為世界各地多場和平示威運動的主力，當前香港的佔領運動也屬其中之一，然而在爭取自由民主上，中產階級示威者打持久戰的能力和成效，卻也惹來質疑。去年6月，當土耳其反政府示威聲勢最盛之時，歐洲著名政治專欄評論員伯舒迪斯基(Leonid Bershidsky)便援引了2011年莫斯科反政府示威浪潮的經驗，大膽預測土耳其這場對抗埃爾多安政府益趨專制管治的抗爭，恐怕將以失敗告終。
較「惜身」不同草根「瞓身」
若從今年8月埃爾多安高票當選土耳其首位民選總統的現實來看，伯舒迪斯基的預測無疑是準確的。他指出，國際社會近年多場對抗專制管治的大型群眾運動，大多數都只有在示威群眾「再沒有什麼好輸」、「早有心理預備必要時採取暴力對抗」之下，才能取得成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阿拉伯之春。當年埃及示威浪潮的兩大動力，就是草根窮困青年的憤怒以及穆兄會的宗教動員。
然而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基層示威者不同，無論是2011年的莫斯科反政府示威，還是去年土耳其的抗爭運動，擔大旗的都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經濟或貧窮問題並非驅使他們站出來的因素。
伯氏直言，雖然這批中產示威者嚮往自由民主，但也較為「惜身」，「沒想過為了這些價值而死」，這亦是普京和埃爾多安遠比卡扎菲或穆巴拉克來得幸運的地方，「他們可以透過武力對付示威者中最激進的一群，至於其他不滿的民眾，早晚會返回他們的工作崗位」。
以俄羅斯為例，當年參與反對國會選舉舞弊和反普京的示威人士，很多都是來自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青年和「離地中產」。俄羅斯問題專家Olga Kamentchuk便指出，在這場運動中，示威者的構成不僅未能反映俄羅斯整個社會，甚至也不反映俄羅斯一般中產階級的精神面貌，「他們都是有錢出國的一群，能夠將自己的生活與西方的作比較」。
民生抗爭較民主示威有成果
俄羅斯專家Dmitry Oreshkin指出，反對派抗爭1年都未能帶來成果，既無法推翻國會選舉結果，又無法阻止普京連任，還遭到當局以追究違法示威衝突之名，以法律手段打壓，愈來愈多支持者感到氣餒，失去上街抗爭意欲。上月俄羅斯一項調查便顯示，願意親身參與大型政治示威的俄羅斯人，跌至歷史新低，只得7％。
當然，過去3年還有好幾場惹人注目、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示威，包括2011年以色列示威潮及去年的巴西示威。雖然這兩場示威都高舉了追求社會公義的旗幟，但示威本身所針對的有頗大成分都是民生議題，例如前者抗議高樓價、後者則抗議車費加價等，通常政府都較易妥協，令示威運動能在取得局部成果下鳴金收兵。
烏克蘭領袖弱勢造就變天
相比之下，在民主自由議題上，中產示威近年取得重大成果者確實較少，正如伯氏所言，原因之一可能是當權者在應對上「學精」了。也許有人會以今年初烏克蘭變天作為例子，但必須承認的是，基輔獨立廣場雖以和平示威者為主，但也混入了一批具有「戰鬥力」的極右分子，另外還有較明顯的外國介入因素，這顯然與土耳其俄羅斯的中產和平抗爭有別。
不過烏克蘭變天確實還有一個重要啟示——普京和埃爾多安管治仍能穩如泰山，是因為兩人在國內都有堅實群眾基礎(前者有民族主義者支持、後者則有保守宗教界和草根回教徒力挺)，相比下烏克蘭原總統亞努科維奇並非強勢領袖，最後更遭財閥捨棄而下台。政治領袖的弱勢，也可能影響到政府應付中產示威持久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