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文學?控訴與關懷：《我，不低頭》
【明報專訊】在英國住過的朋友，大概都有這樣的體會：在宏偉崇高的教堂和優雅堂皇的大街背後，其實是一幕幕灰暗低調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倫敦這樣物價昂貴的城市，生活是異常艱難的。以前我在英國讀書，年紀小，不明白，但在過去的那個暑假，我在倫敦兩個月的生活中，看到更多、感受到更多，所以當我看英國導演堅．盧治 (Ken Loach)的康城得獎電影《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時，尤其感動。走出戲院那一刻，我想到很多在英國擦身而過的朋友：街口咖啡店那個勤奮的外籍女侍應、補衣店沉靜的男子、邱園地鐵站熱心的售票女郎……不知道你們現在的生活如何？你們好嗎？一部成功的社會寫實電影，能夠啟發觀眾對自己的社會處境有所反思，把人與人的關係連起來，而我認為《我，不低頭》做到了。
電影的場景和題材非常英國本土，故事發生於英國東北部城市紐卡素。紐卡素是傳統的工業城市，住了很多勞動階層，他們以重口音著名，不是我們在BBC電台聽到的標準英語。電影的男主角Daniel，59歲，患有精神病的妻子過世，自己因為心臟問題而被迫停止工作，他申請政府福利金，經歷了幾番折騰，受盡了行政人員和行政程序的虐待，福利金變相殘害市民的心靈。
僵化體制為難小人物
《我，不低頭》在英國政界引起很多討論，不同政黨對電影表達意見，發揮了電影的社會功能。有趣的是，電影是如此的本土，但我們在香港觀看，或者在其他現代城市觀看，也一定會很投入，因為我們的社會都走進了行政管理的深淵， 我們都在官僚架構冷漠無情的世界中活着。社會福利本是幫助市民解決困難的，但電影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邏輯是：為了證明我們有做事，所以我們要做事，做事情已經不是為了更高的理想了。
這幾年，我經常在想，如何在藝術作品中表達社會立場？一方面，有藝術創作的含蓄性和多義性，不會流於教條化、簡單化；另一方面，又不會在藝術創意中，模糊了應該支持的立場，《我，不低頭》是一次很好的示範。要表達自己的觀點，電影把最基本的人物和故事寫好，在綿綿的生活細節中滲透出觀點來，而不是硬套。
電影中的兩個主角，性格分明，細節豐富。Daniel是直接的、正義的老派人，他沒有太多內心的壓抑和複雜的考慮，他見到不公平的事，便會馬上挺身而出，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人。我很喜歡電影設定他為木匠，以自己的手藝，做出很多有用的東西。我想到香港很多五、六十年代的手工匠，包括裁縫、表匠、鞋匠等等，他們都以自己一雙手做出細緻玲瓏的物件。電影中的Daniel被電腦時代淘汰了，雖然仍有有心人欣賞他的手藝，但他把全屋的家具賣光，換來的金錢只足夠交電費罷了。
Daniel在申請福利金的過程中，遇上更可憐的Katie，我們看到他控訴社會體制以外，也看到他關懷身邊需要幫助的人。Katie是單親母親，有兩個兒女，小兒子好像有情緒問題。相對於Daniel，她的性格壓抑，盡量把痛苦留給自己。她連生存最基本的溫飽都欠奉，從倫敦搬到紐卡素，生活空間大了，但沒有暖氣的英國，是何等難捱！從她自己不吃飯，把意粉讓給Daniel，到她在食物銀行飢餓難耐，在便利店高賣，再走上賣淫之路。電影一直保持生活的節奏，沒有戲劇性的電影語言，就算在食物銀行失控一幕，攝影鏡頭關注的是她事後的情緒反應，而不是以失控的過程大做文章，這樣含蓄的處理更讓我們感受到生活的無力感。
《我，不低頭》沒有快樂的結局，但人物能夠保持尊嚴活下去，在冷漠的社會中感受到一絲絲溫暖。Katie在最後一幕說道他們舉行的是窮人的喪禮，這句話讓我在黑暗中想起一件事情。2013 年1月14 日，我們為也斯辦喪禮的晚上，前來拜祭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希望能打通旁邊的禮堂，但好像一早已被租用了。突然有人告訴我們，可以打通，因為那個家庭只有能力辦早上的儀式。我一直沒有忘記這事，但沒想到竟然在電影院想到那一家人，他們好像與也斯和我們有說不出的關係。你們好嗎？希望我們都能夠有尊嚴地熬下去，在這如此荒誕的社會。
圖：安樂影片提供
文:黃淑嫻 - 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