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011年「佔領華爾街」期間，一句據說出自亨利福特的名言廣為流傳﹕「若美國百姓明白銀行體系如何運作，美國翌日就鬧革命了。」金融海嘯令華爾街的貪婪暴露無遺，美國人對政治建制信心跌至新低，蓋洛普去年民調發現只有7%受訪者對國會有信心。不過，西班牙2011年佔領運動孕育了新政黨Podemos，更成為最受歡迎政黨，衝擊政治格局，反觀美國，佔領華爾街未能產生足以動搖建制的力量。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社會學系教授福倫認為，箇中原因是政治體制令美國難以出現真正的左派政府。 福倫是美國綠黨成員，歐洲多國的綠黨可晉身國會成為一股政治力量，但在美國選舉制度下這情况難以出現。他稱，現時民主共和兩黨都是偏向中間，而美國各級選戰金錢影響力大，另類政黨難以生存。 無論上世紀的黑人平權、婦女墮胎權，還是現時的同性戀平權運動，美國自由派或左派都展示了影響力並取得成就，但在爭取經濟平等路上，左派卻屢遭挫折。著有American Dreamers: How the Left Changed a Nation一書的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卡津(Michael Kazin)去年在《外交事務》撰文分析這現象。他認為，左派所面對的部分障礙是意識形態的﹕美國人傾向相信，在自由經濟市場下，每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在美蘇冷戰背景下，左派提倡「社會主義」理想被貼上「反美」標籤。美國左派在經濟平等的唯一成就，便是給傳統政黨壓力，驅使它們以溫和改革防止激進變革。 佔領華爾街最終只是曇花一現。卡津將之歸咎於佔領組織者太執著於「無領袖的橫向組織」，結果未能利用大眾對運動的同情組成更廣泛的聯盟，未能轉化為更全面更持久的社會運動。美國社會近年日益關注貧富不均的問題，但卡津稱，「關注就算如何廣泛，也不會產生解決辦法」。他認為，美國現時缺乏的並不是新思維，而是一個能夠將對體制的不滿及其他新思維轉化為動力的機制(institution)，促成真正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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