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千禧世代(一般指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出生者)面對重重經濟困境,有論者認為與現今社會在就業職位、住屋與個人責任的劇變有關。 資深企業記者霍布斯(Michael Hobbes)於《赫芬頓郵報》撰文稱,現有支持千禧世代比以往世代更獲厚待的證據不多,反而有不少客觀數字反映其面對的經濟負擔更沉重。例如美國金融服務公司Bankrate去年調查顯示,每10個美國人便有4人因正職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而要做兼職,而千禧世代有超過一半(51%)兼職。史丹福大學2016年公布的研究亦顯示,現今加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中,收入能超越父母者僅50%,相對1940年代出生者便有90%掙錢比父母多。國家金融指數指出,有53% 21至37歲的美國人因缺錢,自21歲起仍向父母、監護人或家人求取金援。 霍布斯稱,千禧世代面對社會的範式轉移,而導致經濟負擔沉重。其一是現有工作職位不少只是臨時工或合約工,而提供退休金、醫療福利等的職位較以往少得多。其二是住屋問題,由於高技術、高薪的職位集中在三藩市、芝加哥、紐約等大城市,而這些地區因房屋供應短絀,住屋成本高昂,即使能遷進當地、避免通勤麻煩,亦會令大部分薪金耗費於房屋上。其三是個人責任的轉移,政府漸不再提供醫療等福利,而部分僅餘的福利只有全職者才享有,例如薪俸稅減免等。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切蒂(Raj Chetty)指出,這些現象說明需要政策推動經濟增長,以改善各世代的生活水平,但他承認經濟流動與不平等成因複雜,涉及教育、房屋以至種族等問題,要變革並不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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