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威權政治下的台灣，爆發了一場為期7天的「佔領行動」，也就是3月的「野百合學運」，又稱「三月學運」，是台灣民主路上的轉折點(見另稿)。如今，當年的學運領袖很多晉身學界和政界，成為教授、議員、社運中堅，他們回望過去，觀察台港兩地近年的社會運動，當然別有一番感悟在心頭。
明報記者
「我們其實是收割了過去10年台灣各地各校學生運動以及公民社會的逐步復蘇和成長，在重要時刻臨門一腳。」中央研究院社會系研究員吳介民是當年「野百合」研究生顧問團成員，他指出，國民黨其實在「野百合」前10多年已面對黨外者挑戰，包括1979年美麗島事件、86年民進黨成立等。在80年代，台灣多間大學的學生組建「讀書會」形式的學運社團，反抗教育制度、推動校園改革，亦走出校外參與環保、勞工等運動。在「野百合」中任糾察、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毓斌說，讀書會的積極分子後來構成「野百合」主力，他們的日常聯絡亦為在「野百合」中合作打下基礎。
對比香港，吳、邱都認為還未到「收割」時機，佔領行動的政治機會也遠不如台灣「野百合」乃至去年3月的「太陽花」反服貿運動(見另稿)。吳介民回憶，1979年仍是大學生的他看着美麗島政治犯在法庭申辯，「大義凜然，講得頭頭是道，整個國民黨政權就被他們比矮了」，類似地，如果香港當局大規模地以重罪追訴佔領主要參與者，就創造一代的「殉道者」形象，鼓舞下一代人。對於香港未來，他認為佔領運動「已播種」，因為運動打破了原來的人際關係，很多人與家人、朋友意見不同，形成新的抗爭意義上的人際網絡，這其實是把民主信息擴展到更大社會範圍，達到抗爭運動的「培力」(empowerment)效果。
思考未來大方向 勿流於互相指摘
吳介民強調，歷史不是像成熟的果實會從樹上落下，佔領播下的種子會不會走向大的成功，還有很多事要做，包括詮釋新的抗爭典範，要有一群人站出來思考未來大方向，勿流於互相指摘，「如果整天把注意力聚集在誰應該負責、誰應該對清場負責、三子跟非三子的關係，就會把抗爭的資源、想像力都耗到那邊」。
從微觀來看，普通參與者也不應灰心，「多數年輕人以後都是士農工商、各就各業」，邱毓斌說，但這些年輕人會帶着當年參與過運動的想法，就會在各行各業帶出新氣息。
吳介民亦指出，「如果香港佔領運動有1000個活躍分子，只要有一半回到自己的學校、社區，經常做政治啟蒙的活動」，包括做社區宣傳、辦媒體，做討論，「辦媒體不一定是大媒體，各種流行媒體都可以……那經過5年、10年，香港變化就很大，但如果這1000個都覺得很疲倦、失望、灰心，沒效益感，撤出公共領域，那就沒了」。
很多人認為無效的事 結果成功了
「做這些事情，不要考慮有沒有效。很多改革運動都是被無效論打掉，很多成功都是因為有些人做了『很多人認為無效』的事情，結果就成功了。」邱毓斌回憶，反服貿運動其實始於2013年5月，有人開始寫文章呼籲關注兩岸協議問題，但沒人理睬，很多工會覺得「無效」而不願參與。
「反黑箱服貿陣線」從當年7月成立至12月，「搞什麼活動都不會超過100人，搞遊行200人，記者會沒人報道，但就是這些人撐到翌年3月時，才有後來衝進去(立法院)的事情」。
邱亦建議港人可用選票「報仇」，例如在下一次選舉中提出「不讓建制派選票過三成」之類的口號，「台灣講『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怎麼讓它倒？你不會去革命，不可能燒它總部，那剩下就是選票了」。
台灣啟示錄
香港佔領運動雖暫告一段落，但2015年的政局恐仍是困獸之鬥。華人地區民主先驅的台灣，歷經20多年走來的民主路，逐步實現一人一票、政黨輪替，其經驗是否有參考價值？明報走訪兩代學運領袖王丹、林飛帆，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華人之光李遠哲、太陽花世代政壇新星、學界精英以至竹聯幫大佬，冀能從台灣找尋香港的參考啟迪。「台灣啟示錄」一連四輯，首輯專訪1990年代野百合運動及2014年太陽花的學生領袖，詳解社運「播種」之後的工作，不能心急「收割」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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