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這本《免於恐懼》(Freedom from Fear)，正讀到這句話﹕「不是權力導致腐敗，而是恐懼。」
它來自昂山素姬榮獲1990年薩哈羅夫獎時的演說詞。與諾貝爾和平獎一樣，她是缺席的領獎者。她被軟禁於仰光的家中，這湖畔住宅也是她的父親昂山將軍的住所。
20年來，這長期軟禁與她不斷興起的傳奇般的聲譽形成了鮮明對比，它變為一個現代政治與道德的神話——一個美麗、典雅、充滿正義的公主對抗一個邪惡的政權，他們僭越了她父親一手創建、並為此付出生命的國家。
身體失去自由，似乎使她的思想更為自由與富有力量。這部文集象徵了她個人戲劇性的轉變。第一部分名為「遺產」，這是一個作為牛津學者、一個離開故國多年的昂山素姬，不管是對緬甸的歷史與文學的追溯，對地理與人口的描述，對殖民主義的反思，除去典型的英式精英教育訓練出來清晰思維，她沒有顯示出特別的過人之處。即使在《我的父親》一文中，她對昂山將軍的分析也顯得中規中矩。這似乎也難以責怪她，昂山將軍在她兩歲時就遇刺身亡，她的青春期是在印度度過的，一直到1988年她重返仰光之前，她過的是流放公主式的生活，與其說她與緬甸關係密切，不如說她更屬於那個全球英語精英聯盟中的一員。她的個人自由與她的國家封閉與遲滯，恰成對比。
突然間，因為探視躺在仰光病牀上的母親，她捲入了緬甸的政治生活，成了一名「偶然的遊客式政治家」。在被奈溫軍政府壓抑了26年後，八八起義的浪潮席捲全國，並最終演變成血腥的鎮壓。而在這動盪、憤怒與恐懼中，43歲的昂山素姬成了新的希望。她發表演說、組建反對黨，並贏得了1990年的大選。
但選舉結果被廢除，大批爭取自由、民主人士入獄，昂山素姬則被軟禁於茵雅湖畔的住宅中，她童年的、有着父親印記的家。
全書第二部分「鬥爭」中的主要篇章都寫於這個時期，它們大多是獲獎感言、公開信、呼籲書、演說詞，這些原本該是面對群體的公共表達，因為她的囚禁，又具有了某種獨白色彩。她的一貫清晰猶在，但是捲入歷史的重量給予這清晰新的力量，在一些時候，她的言辭的確讓人想起了哈維爾的一些篇章，一種基於道德與文學的政治言辭，試圖為政治生活尋求精神維度。
但哈維爾在捲入政治前，就是一名風格成熟、廣受讚譽的作家，新的政治現實把他從一名講究諷刺的劇作家變成了一名凝重的、分析性的散文作家，他不再和六十年代的劇場觀衆們互動嬉笑，而是與充滿沉默、挫敗的七十年代的公衆們，進行對自我、對時代的剖析。昂山素姬沒有哈維爾的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優勢，並受惠於獨特的出身，這賜予她一種天然的道德力量。在這個仍舊沿襲着東方習俗的社會，她是遇刺國王的女兒，她被僭越者囚禁。在國際社會，她是一個「歷史已經終結」時代的異端，是重新上演的「聖女貞德」式的傳奇。
在2013年4月前往仰光時，這神話猶在，卻也開始褪色。年來，她不僅重獲自由，而且成為國會議員，她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重新集結為第一大反對黨，大批政治犯被釋放，新聞、出版審查被取消，人民重新擁有了……
她自己則面臨着人生另一次轉變。25年前，她從一名遠離自己故鄉的家庭主婦變成了一個政治偶像，如今她又要從一個全憑道德、精神力量的偶像，再度變成一個生活在各種平衡、必須進行各種妥協的政治人物。她要從某種光芒萬丈的「絕對性」演變成毀譽參半的「相對性」。
走向真正自由和去魅化
在她重獲自由前，整個緬甸故事似乎被簡化成她與軍政府的對抗，如今這故事迅速變得複雜起來。昔日，她因無法自由行動，而變成巨大的力量，但現在，她可以自由行動了，這反而可能變成新的困境。我記得，彼時，儘管她仍廣受歡迎，但一些微弱的懷疑聲音業已出現，她最親密的同志開始批評她對軍政府妥協過多——她從沒有真正坐牢，對她來說，這軍隊不僅是殘酷與壓迫，也是她父親的遺產。被佛教徒攻擊的穆斯林們則覺得她缺乏公正……這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一個走向真正自由的社會，也必然是去魅化的社會。
這一周，她將率代表團訪問北京。她受邀的身分不是一個民主偶像，而是黨派領袖、國會議員、一個可能的未來總統。不管是她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的文章，還是此刻她的新身分，都對未來中國的變化有着顯著的參考意義。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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