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元朗新田有座文天祥公園，在宋末宰相文天祥的銅像下，刻有其著名的《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詩句，是他兵敗被俘、在元軍船上經過香港西邊的伶仃洋時寫成。不知大家有沒有疑惑過，為何一個文人竟沉痛地說要赴死？不過這正反映出宋代文士的特點。

宋代重文抑武 文人掌兵多

我們讀宋代歷史，總有軍事積弱的印象，但宋代與別不同的是，領軍打仗的文人甚多，例如北宋長年戍守邊疆的范仲淹、韓琦，南宋初年留守中原抗金的李綱，北伐的張浚，致力抗元的文天祥，都是進士出身，也都曾任宰相。這是鑑於唐亡於藩鎮割據，宋朝強幹弱枝、重文抑武，形成甚多文人掌管軍事的特殊光景，文天祥《過零丁洋》首句即謂「辛苦遭逢起一經」，種種辛苦經歷，正是源於科舉(按：「一經」指儒家經籍)。又因宋代甚多靠先輩功績得來的「蔭官」，從軍出身而名留青史的宋將如狄青、岳飛、韓世忠等，比例則偏小。

詞作多嘆國衰 責任感強

正因宋代多文人上戰場，文學也發展至新階段。發展成熟的唐代邊塞詩，多以描述塞外風光、邊疆生活或建功立業的心態等較正面的題材為主，間有一些鞭撻戰爭破壞平民生活的想法；至宋代則因國家積弱，變成以悲愁為主，如范仲淹《蘇幕遮》、《漁家傲》寫軍人羈旅之苦，張孝祥、陸游、辛棄疾、劉過等屢屢嘆息朝廷未能對抗外族，正是豪放詞在南宋成長為主流的要因。或許正因唐代邊塞詩題材正面，岑參、高適等詩人多直接寫景抒情，粗獷直率；宋代則較溫順風雅具文人色彩，豪放詞往往藉蕭條景物起興哀嘆國家委靡，甚至武將岳飛也有「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的婉約詞句。可以說，宋代的戰爭文學，多透露作者對國家的責任感，反而少寫戰爭本身。而宋代盛行婉約言情的詞，與宋朝勢弱及重文政策恐怕也不無關係吧。

雖然歷史上常把宋朝積弱歸咎重文抑武的國策，卻亦因此養成文士「匹夫有責」的心態，積極參與國家事務，也並非全然是壞事。只是為政者未能知人善任，反造成不斷的政治混亂紛爭，恐怕更是積弱的致命原因。

文：葉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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