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改革開放的重點有農村改革、城市化、國企改革等，在35年的歷程中，各有何發展？其間又衍生什麼問題？全球化浪潮下，中國與國際間的交流增加，除了經濟合作，還有哪些互動？
■重點1﹕
農村改革 解決億計國人溫飽
1978年前農村實行集體制，農民按勞動時間分配工資，由公社統一分發生活所需，農民勞動並不積極，生產力低。1980年起，農村由集體制改為農民自主的「家庭承包制」，農民可按市場需求生產；政府透過調高農副產品收購價等措施，讓農產品有合理價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提高，農產量、收入提升，亦解決了億計國人的溫飽問題。
◆三農問題
1985年起，發展重心向城市轉移，農村改革力度削弱，發展時好時壞。1990年代，農業發展遭遇「三農」問題。1998年，時任湖北省黨委書記致函總理朱鎔基，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13字概括中國鄉村狀况。
三農問題體現在農村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落後；雖然農業開始現代化(如採用機械)，但限於中國仍以小農、家庭耕種為主，農業經濟收益不大；農民難增加收入，生活素質遠不及城市居民。而城市高速發展，城鄉差距、貧富懸殊不斷拉闊。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86比1，其後差距持續擴大，2012年達3.1︰1。
•城鄉公共資源分配不均﹕
2003年79.1%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2001年規定農村小學師生比為1︰23，而城市為1︰19。
◆改善方法﹕
三農問題關乎國民質素、國家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穩定，改善三農問題已成舉國共識。2013年9月，農業部長韓長賦稱，改善三農問題可從保護耕地、政策、科技、人才和制度方面入手，例如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增加農業補貼、提高收購價格；加快農業科技創新，研發推廣新型農業機械；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培育種田、農機作業能手；加快農村改革，如改革徵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等。
◆農業發展面對四大矛盾
據統計，2000年中國有約360萬個自然村落，2010年減至270萬個，10年間平均每日近250個村落消失。韓長賦表示，中國的農業面對四大矛盾，阻礙發展。當中有自然條件的限制，也有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1. 農品需求增 缺耕地缺水
近年中國人口年增約700萬、城市人口年增逾千萬，全國每年糧食需求增加200億斤、肉類80萬噸等。但資源環境對農業發展的約束持續加劇，中國人多地少水缺，隨着工業化、城鎮化，每年耕地減少600萬至700萬畝，農業用水緊缺問題也日益突顯。
2. 總量供求平衡 但結構性緊缺
隨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農產品供求關係由總量平衡，轉向總量基本平衡、結構性緊缺，部分品種需進口。2004年起中國農產品貿易由順差變為逆差，2012年逆差達492億美元，其中穀物淨進口約1400萬噸等。
3. 成本升 效益降 農民不積極
農業日益顯現高成本特徵，農業生產資源價格、農地租金不斷上漲，人工成本因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而快速提高。同時農產品跨區域流通量增大、運距拉長，物流成本增加，但產品價格不能同步上漲，致農業效益下降，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
4. 勞動力轉移就業 質素下降
農業兼業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日益嚴重，勞動力質素下降，留鄉務農的多是婦女和老人，新生代農民工不願務農、不會種地。
清華大學調查顯示，逾70%農民工不打算回鄉就業，只有7.3%的80後農民工表示願意回鄉務農，90後農民工只有3.8%。
■重點2﹕
城市化和工業發展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可說是工業發展的歷程。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僅17.9%，2012年達52.6%。但據清華大學2013年10月發表的調查，中國「非農戶籍人口」佔全國總人口僅27.6%，20年內「農轉非」(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增長僅7.7個百分點。目前約2.6億的「農民工」，便是戶籍制度的「受害者」。
◆農民工問題
農村改革跟中國城鎮化及工業化環環相扣。改革開放讓農民得以自由流動，由於務農收入低、農村發展水平落後，城市工業發展帶來的就業機會吸引農民進城打工。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民，為城市的工商業發展提供廉價勞動力。農民工只能領取微薄薪金，在2004年國務院頒布《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前，其勞動權利一直沒有應有的保障，同時引伸出連串社會問題，如留守兒童、空巢老人、農村空心化等。受限於戶籍制度，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醫療、養老保障等福利，子女面也對教育不公等問題。
◆環境污染嚴重
今日，高速發展的成本和代價──環境污染、資源透支問題已到不容忽視的地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為壓低生產成本，大量使用價格低廉但污染大的煤，影響空氣質素；發展初期保育意識不足，廠商也為節省排污費而疏忽管理工業廢物，甚至直接將有毒物質排入河。根據綠色和平，中國約四分一水質是連灌溉都不合格的「最劣質水」、約三成河流和兩成半近岸海域嚴重污染。高速城市化和人口增長，耕地被徵用，農民為增產而大量用化肥，加上工業污染，目前全國約五分一耕地受重金屬污染，令中國陷入糧食安全危機。
■重點3﹕
國有企業改革 事在必行
國有企業是全部資產歸國家所有的公司，在中國政經制度中享特殊地位。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公有制的經濟模式，國企佔77.6%。大型國企涉及多項民生設施如石油、電訊、鐵路等，往往是各經濟領域中的龍頭甚或寡頭壟斷者，影響民間投資意欲。
改革開放後，雖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資工業、個體和私營工業等急速發展，但據中國企業聯合會，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中，310家國有及其控股企業營業收入佔比81.87%，淨利潤佔比高達85.91%。
中央多次推行改革，圖降低政府在國企中的影響力，如2003年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負責監督資產和回報。但今日國企是既得利益集團，更是不少輿論口中阻礙中國深化改革的絆腳石。2013年9月，超級國企中石油4名高層，以及前任董事長、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兼黨組副書記蔣潔敏相繼涉貪受查，就被解讀為中央彰顯反腐決心及為改革國企鋪路。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表示，公權力介入市場、國企受利益集團操控是內地目前貧富分化、社會不穩定的主因，世界上財富分配最公平的地方，恰恰是國企最少的國家。他指國企雖有上繳收入，但與其壟斷的國家財富相較比例甚小，且國家會以獎勵、補助、研發經費等各種名目退還這些收入。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一份針對經濟學家的問卷調查顯示，近67.7%受訪者認同，內地目前存在「國進民退」問題，77%的受訪者指國有經濟比例過高，應進一步下降。社會也出現「全民均分國有資產」的言論，但官方媒體北京《經濟日報》發文，反駁指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會加劇貧富分化和破壞社會穩定。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表示，國企改革關鍵是要公平競爭，解放市場資源，所有制問題並非最重要；印度國企很少，但小企業大都安於現狀，無法帶動印度經濟發展。
■重點4﹕
與國際接軌
◆經濟互動
中央一直以發展經濟為首要任務。有評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就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30年。中國甫開放市場，即乘製造業的全球經濟分工潮，藉低廉勞動力優勢發展成「世界工廠」；隨後藉引入外國資金、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提升競爭力和國民生活水平；再來是實現「走出去」，讓中國產業轉移到國外，如2013年10月中法合作在英國西南部興建核電站，中方的持股量或高達40％。
為吸引外資，中國不斷完善商業法律，如1982年的《商標法》、1984年的《專利法》。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象徵經濟正式與世界接軌，中國修改法例以符合世貿的相關規定，如2007年的《勞動合同法》，避免全球競爭下企業剝削勞工。
◆國際事務參與
改革開放後，中國提升了國際地位和形象，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也不斷加深，如成為不少國際組織和會議的一員，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代表權，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20國集團等。
中國也簽訂並履行不少國際條約，例如《核不擴散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盡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另簽署《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等國際條約，借國際經驗及監督，促進社會發展。
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在聯合國事務上也發揮影響，80年代末便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派遣維和部隊到有需要的國家執行任務，還有工程、醫療、運輸等後勤保障分隊。目前，中國維和資金貢獻率排名世界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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