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抓人，是當警察有合理理由懷疑，被抓捕對象與最近或仍在展開的罪行之間存在明確的聯繫。但在上述案例中，這樣的前提條件並不存在，警方不是合法獲取證據。

如果法院硬是接納警方的證據，則會使司法行政蒙羞。有效的執法取決於公眾的合作，警方必須以促進合作的方式行事，並提升公眾對警察工作合法性的看法。

排除警方提供的證據，是因為「警方選擇自我行為方式的直接結果，而不是本法院對暴力、毒品或社區安全漠不關心。」

要求警察在所有社區遵守《人權憲章》，並尊重所有人的權利，維護法治，提高公眾對警察的信心，以提供更安全的社區。警察不會因這一決定而士氣低落：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擁有廣泛的權力會帶來很大的責任。

7位大法官因此裁決上訴得直，從Le手中檢獲的證據不能作為呈堂證供，撤銷對他的控罪並無罪釋放。

不過也有2位大法官Wagner C.J. and Moldaver J.對此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Le對那處後院並沒有任何控制權，也沒有證據證明，他使用過該物業或與之有聯繫，他不能控制他人進入此物業。

此外，那3位警員當時在追查兩名毒販的下落，而那處民宅之前有人爆料說可能與販毒活動有關，因此警察要查看那5名青年是就住在那裡，還是私闖民宅，也就情有可原。

這兩位法官雖然也認為，在Le被拘留的那一刻，警察尚無合理的理由懷疑他持槍，而這是合法調查拘留的先決條件，因此，對Le的拘留是非法的，也是任意的。

但是，任意拘留的時間很短暫，僅僅持續了幾秒鐘，因為警方很快就發現他們有合法理由懷疑Le先生是持槍者，從而將任意拘留轉變為合法拘留。

雖然警察有違反《人權憲章》的行為，但卻是無意的，並且對被告的人權利益沒有任何重大影響。況且警方確實有合理的理由懷疑Le先生是持槍者，然後才進行調查拘留，因此將以前的任意拘留轉變為合法的拘留。雖然有法官想駁回上訴，但根據多數原則，最高法院最後還是判決Le勝訴，並無罪釋放。

有份參與此案的安省華越柬寮法律援助中心行政主任、華人律師吳瑤瑤表示，警察拘留某個疑犯必須有充足的理由，同時並不是每個普通市民都真正了解自己的權利，即便Le之前曾被警方逮捕，他也不會理直氣壯地說「我清楚我自己的權利，你們不能任意逮捕我」，然後堂而皇之地走開。而偏偏警方就是無理由地抓人了，因此警方獲取的證據是不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