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8月豪雨和酷暑之後，日本本月接二連三遭遇天災襲擊。先是9月4日，25年來最強颱風「飛燕」吹襲大阪和神戶地區，導致關西機場大癱瘓，數以千計旅客滯留機場；兩天後，北海道地動山搖，6.7級地震撼動北部全境，造成295萬戶住宅大規模停電。面對天災，日本人再度展現臨危不亂的高素質。北海道全境受災300多萬人，面臨斷電斷水，沒有絲毫慌亂，沉着冷靜，排隊疏散，秩序井然。對此，不少華文媒體一如既往報道日本災情，讚揚日本的民族性和面對災難的高素質對應，其潛台詞似乎慨嘆華人社會應對天災時的準備和整體公民素質之不濟。
為什麼日本人能夠在天災面前臨危不亂？華人社會有沒有可能從日本的防災故事中汲取經驗？
「他我價值」 臨危不亂關鍵
比較中日兩國的民族性，最忌諱的就是想當然地從本國文化的邏輯出發來解讀對方行為。長期從事中國研究的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天兒慧曾向筆者分享研究心得。天兒教授指出：正因為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黃皮膚黑頭髮，雙方都極易想當然地誤以為中日是同文同種，一衣帶水，但實際上兩國社會的價值體系差異甚大，是中日相互認識過程中的最大陷阱(落し穴)。
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南博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人的自我心理認識結構中「他我」的比例較重，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並依此調整自己的行為。日本人面對天災的臨危不亂，和日本社會這一「他我」價值關係極大。就是日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破壞集體的和睦，不要因個人利益而為別人添麻煩。由於日本國土狹小天災頻發，日本人被教育要學會團體合作。只顧自身利益搶奪救援物資，不符合日本文化，也容易引起周圍人的反感。
此對比，中國的價值觀是相反的，更強調「自我」而非「他我」，其內在心理結構更接近歐美人。從中國角度來看，中國人正是通過為別人「添麻煩」的「人情往來」來建立兩者之間的「關係」。一名在日本的中國商社總裁日前接受日本《鑽石》周刊(2018年7月號)訪問時曾這樣解釋，中國人往往從春秋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歷史汲取智慧，做生意時往往先考量如何善用對方資源為我所用。因此，中國人面對天災時，很自然地先想到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非協調和他人的利益。要求沒有在日本長年生活過的中國人如日本人般臨危不亂地面對自然災害，顯然是有困難的。
任何文化價值都有其兩面性。在某一特定時空下被視為優點的特質，放在另一個領域則可能是毒藥。日本社會注重「他我」「和」的文化，在災害時發揮了巨大的抗災凝聚力量，但在和平時期則往往令個體過於壓抑，甚至出現集體意志侵犯私人領域現象。例如，由於人手不足，日本的不少職場(如幼稚園和醫院)出現女職員被要求延遲懷孕的怪事，導致不少日本適齡女性耽誤生育，這類事件在華人圈顯然是難以想像的。
美日學者Keiko Hirata和Mark Warschauer在其2014年出版的新書《日本：和之悖論》(Japan: The Paradox of Harmony)中也指出，正是因為過分注重集團內部的「和」，導致日本社會難以大刀闊斧地改革弊端走出衰退。本次北海道地震，相比2011年的3•11核災，安倍領導下的自民黨政府反應相對迅速，經產大臣世耕弘成全力以赴，北海道在震後兩天就恢復了供電。然而，日媒也報道了令人不安的內幕。據AERA新聞網稱，北海道的核電站在震度2的情况下仍出現喪失電源的危機情况，幸虧幾座核電站早已停止運轉，否則難保3•11核災不會在北海道重演。日本核災距今已經7年，日本國內卻還敢討論重開核電。本次地震再次暴露昭和時代建立的防災體制仍存在重大漏洞，日本能源領域的改革依然裹足不前。災害下的日本民族性思考，必須放在特定時空和國情背景下來解讀。帶着崇日和貶日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日本，顯然都不是準確認識日本的恰當途徑。
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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