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的問題是：「愛國是否一個人在現代社會生存的必要條件？」

或許有人認為，愛國與否，屬於個人的情感選擇——按通識科用語，則是指「身分認同」；而認同感的高低，對人們謀生過活並沒有直接影響，例如：「我承認我是香港人，在這�堨肮﹛F但我也討厭香港社會，對香港人反感。」沒有人可以否定這態度在現實中的確存在，那麼作為管治者(即政府)，或者是社會上大多數公民，又是否接受少數人的這種心態？

管治者提出的愛國思想，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而要國家長遠發展，基本條件是：「屬於國家內部的所有人都履行愛國的責任，甘願付出個人所得來貢獻國家。」然而，除了在情感上認同國民的身分，管治者的正當性和認受性，在今天似乎更受人們獲取的實質利益所影響。

用一個簡單的命題說明：「作為國民，我們有義務繳納稅款。」

我認同並願意交稅，究竟是因為我由衷而發對國家情感的表現，抑或是由於政府有良好管治使我個人生活有所保障？我痛恨政府，但又同時甘願在這身分下生存，這樣又是否可以？

功利愛國：中國崛起分杯羹

現實是，愛國與否是無法單憑特定的言行而判斷，沒有人可以肯定另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是否「愛國」(除非有科學家發明一部洞察人心的機器)。我「愛國」，因為國家令我得到渴求的利益；或我不「愛國」，因為國家使我感受痛苦，難以生存。一般群眾對國家的取態，往往是從功利主義角度考慮：國家富強，人們自然樂意愛國，理由是「國家好，人們生活就好」。現在中國崛起，誰不想分一杯羹？香港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社會，與當下的國勢配合更是相得益彰，香港人也就絕對有充分愛國的理由。至於那一杯羹是什麼肉羹，或許已不是人們考慮的重點。

叫「獨立」「自決」 宣泄現實無力感

既然愛國是這樣理所當然，為何香港近年會出現「獨立」、「自決」等聲音？年輕一代若認清了利益所在，又是否會人人愛國？這�堛熊狙蛈�乎又是無法確定的。社會問題出現的原因，往往是源於社會內部，而非外在環境。本土思潮的興起，更絕非單憑外部勢力可以挑起。所謂「獨立」、「自決」的口號，在此刻的社會情勢下，只是一種思想泡沫，根本未有充分而仔細的思想論述和理想願景，遑論在主流社會中有廣泛討論甚至得到認同。「香港獨立，又會如何？」要取得這問題的答案仍然有如大海撈針，這便反映出本土思潮在現階段是如此貧乏，它只淪為一種對現實感到無力的宣泄。大多數對社會現狀有所不滿的香港市民，仍然不會相信「獨立」或「自決」是香港最後一束救命稻草。不過，即使大多數港人反對香港獨立的片面主張，但他們對於少數提倡香港獨立的群眾，基本上也予以容忍，或者視而不見。至於上述何者才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筆者仍未有判斷，亦不在此文討論範圍所及。

反覆宣揚愛國 源於人民離棄國家

愛國的旗幟是從北方而來的。當權者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穩定，用權力和法律限制人民的言行，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05條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近日人大釋法，對《基本法》的條文作出詮釋，以圖杜絕分裂國家的「壞分子」。姑勿論當中涉及的法理依據是否足夠充分，此舉毋庸置疑已嚴重打擊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孔子說的「民無信不立」，自古以來已是中華文化傳統中為政者時刻反思的核心價值。若市民大眾對管治者失去信任，要維持穩定的方法不外乎兩個：一是高壓專制，用強權控制局面；二是洗腦灌輸，從思想根絕異議。反覆高聲宣揚愛國口號的人，是源於他們知道人們正在離棄國家。只有在這樣的情�G下，「愛國」二字才會變得需要一些理由、一些證據、一些說法。

獨立與相互依存，兩者不存在絕對衝突，如何衡量及平衡輕重，定下雙方共同接受的標準，並堅守界線，便是為政者的道德。或許有一天，當人們談起國家，「愛國」二字也再不需要訴說其中的理由。

註：「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指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

文：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張往老師

(通識網：www.liberalstudies.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