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早前黃子華棟篤笑新作面世，成為連日娛樂焦點，但不少報道內容均集中他對當下政治的嘲弄。娛樂突然「政治化」，為何如此？

這正是黃子華受歡迎的原因。不少人認為，與其他類似表演者相比，黃子華更重視政治及時事議題，由回歸問題、中港矛盾到佔中都敢戲謔，是他最受稱讚的特點之一，看來香港人對月旦時局頗感興趣。連最平民的茶餐廳，也不時聽到顧客談論時事甚至國際局勢，長壽時事廣播劇《十八樓C座》正是以茶餐廳為主場景。

愛談政治可說是中國人的共性。內地和台灣計程車司機愛侃談時事，被認為是「獨特風景」；中國人常把「愛國」掛在嘴邊，如旅韓中國媒體人王元濤於《我要帶你去韓國》中說，中國媒體常說韓國人愛國買國貨，但韓國人卻認為，愛把什麼都聯想到政治的中國人才是「政治動物」。事實上，黃子華新作曾因題材而傳出被內地禁演，而他在澳門表演時亦刪去佔中題材，正顯示中國人敏感於政治。

中國文化把生活政治化

固然這與傳統文化有一定關係。中國文化一直有把生活政治化的傾向，衣食住行的禮法、技藝(如詩心、畫心)，以至各行各業的操守(如農家重勤、商家重信)都歸向仁義道德，而從《論語》「殺身成仁」、《孟子》「捨生取義」本來指向志士、賢者及《禮記?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知，仁義道德最終指向的正是政治；而不論是上古的六藝還是後來的四書五經，古代教育重點一直都是從政。這麼說來，古代士農工商層級中，代表政治的士人一直在最頂層，重利的商人則在最底，似乎十分合理。如此文化薰陶下，關切政治便成為有志之士的必備條件，典型如漢代清議或明代東林議政，都是「不在其位」針砭政事，終成政治犧牲品。

民間文學多政治題材

上層如此，民間也有如此傾向。古代流行文學極多與政治有關，宋代「說書」四大題材中，說朝代盛衰、帝王將相等政治味濃的「講史」，便是極受歡迎的一類，更有專門說三國史的藝人，乃至明清出現極多歷史小說。四大名著中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便有極強政治意味，而《紅樓夢》也被不少學者視為政治小說，中國人愛政治似乎自古已然。

只是在堂皇傳統的背後，務實的中國人最注重的還是切身利益——古來把政治變成操弄及牟利手段而形成的權鬥文化與「做人緊要過做事」的職場政治學，常被嘲是中國人的「特色」。

【文化解碼﹕衣食足而知榮辱】

對於義利之辨，傳統一直把君子與百姓或小人置於對立面，認為君子重義輕利而百姓重利輕義。前者如「簞食瓢飲」仍安貧樂道的顏回，被視為君子典型；後者如代表賢相管仲思想的《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即人民要先富裕才有餘力學習禮義，被視為為政者的管治準則，與現今中國常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頗有相通之處。但管仲所處的春秋時期，教育由貴族壟斷，接受不到教育的百姓重實利而輕仁義，可謂自然而然。由此說來，百姓之所以重利，與古代的愚民政策似乎不無關係。

文：葉雨舟

圖：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