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概念歷史悠久，但同時極富爭議性。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指出，公民抗命並非法律概念，而是一個沒有明確定義的政治概念。

源於19世紀反奴隸制度

參與公民抗命者選擇蓄意犯法，並承擔法律責任，盼藉此突顯某法例或政策的不公義。

確實的概念最早由美國人梭羅(Henry D. Thoreau)於1848年提出，他甘願入獄以喚醒民眾反思奴隸制度，受他影響的包括印度著名領袖甘地，而概念發展至今，仍極具爭議。

加拿大法官：威脅法律存亡

大律師公會於10月初的聲明中曾提到，公民抗命概念即使在法官之間也極具分歧：在加拿大Everywoman's Health Centre Society (1988) v. Bridges案中，法官批評示威者一邊聲稱尊重法律，一邊「把你們漠視法紀的行為定性為迫不得已的抗爭」，並將責任歸咎政府，「事實上，法律是你們唯一達至理想的工具，你們透過故意不服從法律去尋求改變法律，反而威脅到法律的存亡」。

港終院法官：文明社會印記

但另一方面，賀輔明勳爵(Lord Hoffmann，現任香港終院非常任法官)在英國案例R v Jones (Margaret)案中亦曾指出，「因為認為某些法律或政府的行為不公義，而以違法行為表達信念的人，有時會獲歷史肯定……能包容這種抗爭，是文明社會的印記」，但抗爭者的行為須合乎比例，執法者亦應表現克制，法庭量刑時則可考慮抗爭者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