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佔領運動至今，先後發生警方懷疑拒絕執法、被指與黑社會「合作」清場，以及7名警員涉向示威者濫用私刑的事件。而佔領運動戰線已移師法庭，先後有交通團體及大廈業主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清理障礙物，近日更出現有人公然違反禁制令，以上種種令人擔心港人一直以之為榮的法治被動搖，甚至被破壞。

法律學者、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分析，佔領運動確實衝擊法治，但沒有足夠證據是不可彌補的損害。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現任教授陳文敏則認為，佔領運動不會影響市民對法治的看法和理解。

陳弘毅：運動持續 公民抗命道德難成立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說，戴耀廷當初提出的佔中理論的確是根據西方公民抗命理念，而佔領運動發生後首兩周「可以被認為屬於公民抗命行為，道德上可成立」，因運動涉及重大政制問題，但如運動持續下去，根據西方公民抗命理論，道德上很難成立。

楊艾文﹕法治影響短暫

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楊艾文則認為，佔領運動對法治影響短暫，佔領過後當局需有一些相應法律行動去重新肯定法治及恢復法律，例如依法檢控佔領期間的刑事案時，可行使酌情權不作檢控，或容許佔領者簽保守行為等。

陳弘毅引述提出《正義論》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指公民抗命是一種公開、非暴力及基於良心的違法行為，但公民抗命的正當性仍要考慮其他因素，包括背後動機、是否最後手段、成功帶來正面改變的可能性、預期中的損害等。羅爾斯亦提到，公民抗命有可能造成的損害包括撕裂社會、令公眾認為任何法律或政策亦可透過公民抗命改變，以及鼓吹大眾不尊重法律。

陳認為，戴最初的目標如推動市民參與、令公民意識覺醒、令市民理解其民主理念及引起傳媒及國際關注等已「超額完成」，隨後組織者提出的公民提名或撤回人大決定等，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人大決定無可能改變；加上佔領運動令社會分化，對法治及法律權威的衝擊，對其他人生計影響，若佔領運動繼續下去，道德上很難成立。

他又指現時有大規模違法活動，政府對此無可奈何，因參與人數較多，亦有人認為禁制令毋須遵守，相信只要是抗議不公義的事便不用守法，這不但動搖法治，人權亦難以得到保障。

但陳認為無證據顯示佔領運動對法治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當中的損害要視乎運動後，社會能否重新找到共識，認為法律制度或法律權威是符合公眾利益。

資深大律師余若薇說，目前發生的事件均令市民對法治有負面或迷惘的感覺，但非因佔領運動，而是政府作政改諮詢時，多番用法律包裝政治和制訂框架，把政府及人大的解釋當作權威壓倒市民，令人懷疑法治是尋求公義、還是維護當權者權力及利益；加上警方選擇性執法，影響市民對警方的信心及對法治的尊重，但長遠來說，法治始終是港人珍惜的價值，相信香港會走回法治之路。

另外，陳文敏又批評特首梁振英只會維護中央，一直沒有提出任何有建設性的方法解決現時危機。陳亦希望學聯再三考慮是否仍然堅持公民提名，他認為選舉基本原則是不應在提名過程中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而公民提名只是其一個方法。

明報記者 謝美琳 張煒明 陳倢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