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健熙：集會紅線處處 陳克勤：國安法界線清晰 昔示威之都 疫下公眾活動近絕迹
【明報專訊】人權與公民社會篇
向有「示威之都」稱號的香港，昔日動輒數萬市民參與集會是日常，踏入回歸25年之際，近兩年疫情下大部分公眾活動遭警方反對而未能舉行，元旦遊行、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不再復見。在反修例風波和《港區國安法》實施的兩年間有逾萬人涉及公眾活動被捕，《基本法》保障的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有無變化？本報邀請學者和政黨人士為香港公民社會和人權狀况把脈，探討未來走向，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認為，香港成功是法例清晰，現在則紅線處處；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則表示，國安法界線很清晰，紅線處處是偏見。
明報記者 陳亦瀅
明日預告：周永新談貧窮社福
本報分析警方提供的數字，自九七回歸以來，本港每年均有數以千計公眾活動，2016年起的數年間活動數目更突破萬宗。根據法例，超過50人的公眾集會和超過30人的公眾遊行須通知警方，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後便可舉行；警方數字顯示，2019年前每年千宗或以上須通知的公眾活動中，絕大部分均獲發不反對通知書而得以舉行，其中有12年更錄得「百分百不反對」(見圖)。
昔不反對通知大多獲批 2020起陡降
2019年反修例風波及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2020年起新冠疫情下政府實施限聚令。2020年須通知警方的公眾活動跌至129宗，當中約三分之一遭警方反對，2021年須通知的公眾活動更只有9宗，1宗獲「不反對」，即近九成遭反對，大部分反對理由包括抗疫，今年至今則尚未錄得任何須通知警方的公眾活動。至於涉及公眾活動被捕人數，回歸以來大部分年頭均徘徊在雙位數或低三位數，2019及2020年則激增至合共逾萬人被捕，逾2000人被控。
大型公眾活動「絕迹」，最明顯是以往每年3場「例行」活動，包括元旦遊行、六四集會及七一遊行，這兩年間亦遭警方反對，理由包括限聚令。而支聯會和民陣相繼解散，六四集會及七一遊行都未能復辦。
羅健熙：政府有責給清晰界線
基本法第27條保障港人享有言論、結社、集會、遊行及示威等自由，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認為，近兩年示威遊行大減，疫情應是最大影響因素，政府每每以限聚為由反對集會，令公民表達意見風險增加，組織申請活動意欲大減。他說，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其中一項因素是法例清晰，但現時社會質疑參與公眾集會的紅線處處，政府有責任解釋，給予清晰界線。面對未來，他認為社會要有批判聲音才有進步，應有更多空間讓社會發表意見，政府亦不應視為敵對事情，若願聆聽社會意見，相信能消減社會矛盾。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以電話錄音回應表示，疫情是令近年示威減少的主因。他認為國安法生效後界線很清晰，亦有法庭案例可參考，認為紅線處處者實屬偏見，相信只要不違法，市民以任何方式表達意見都不會受影響，更舉例現時仍有不少評論時政文章可發表，認為市民不用過分緊張。
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以今年六四為例稱，市民即使以個人身分表達意見仍存政治風險，且是前所未見的高，「擔驚受怕」下參與度大減，變相過往寫在法律上的公民自由和權利形同虛設。對於政府曾稱實施港區國安法令國家安全有保障，香港才可長治久安，亦依法保護香港的人權和自由，陳認為政府說法是自吹自擂，猶如平行時空。
他指出，根據過往法庭案例，政府有責任保障和促成表達不同意見的行動並順利有序進行，而現時制度很難改變，也沒人知道公民社會如何走下去，認為政府應採懷柔手段而非繼續實施高壓，否則民怨愈來愈積聚，與政府分歧日益加深，後果令人憂慮，「表面無遊行示威，不代表市民心悅誠服」。
黃國：集會監管較港英鬆 料疫後抗議重現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指出，回歸前警方對公眾籌辦集會的監管較強、處理較嚴謹，任何集會示威活動均要申請，否則會收到警告信；回歸後則相對寬鬆，部分未必需提前申請，從數字上便看到示威集會愈來愈多。至於近兩年公眾活動減少，他形容情况很特殊，受疫情和限聚令影響，但各行各業都有訴求，相信疫情過後會繼續有和平理性抗議活動；又認為未來政府應去殖民化，令市民認識中華文化和國家發展、解決積存已久的民生問題、官員應要「接地氣」和有政治判斷及擔當，令社會滿意施政。
(回歸25年 危與機)
九龍城重建 環團倡老榕樹留原地 指符古樹條件屬地標 憂移植致傷害
【明報專訊】市建局早前公布九龍城衙前圍道／賈炳達道重建項目，建議佔用賈炳達道公園內部分土地，以重置侯王道和衙前塱道之間的公用設施，需要砍伐大... 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