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百億村官外逃 冼村自治無進展
副市長當靠山 掌控土地財富33年
【明報專訊】寸土寸金的城市村莊，有着天量的土地財富，卻被村中「大佬」盧穗耕掌控長達33年。在與其共享土地財富的廣州副市長曹鑒燎落馬前，盧穗耕悄然脫身外逃。冼村的「強人政治」就此終結，留下紛亂如麻的利益糾葛。以自治化解矛盾，成了冼村部分村民的新選擇。
《瀟湘晨報》報道，廣州天河區的冼村，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城中村。周邊林立的高樓，就是在冼村的土地上建起來的。因為毗鄰黃金地帶珠江新城，土地值錢，一平米賣到過25萬。
除了被徵收的土地，冼村有自己可以支配的留用地，至少有460畝。這筆巨大的土地財富，被村支書盧穗耕一人掌控，他也被村民稱作「百億村官」。
藉由土地財富，盧穗耕營造了一個巨大的權力場。其權力巔峰是在2010年前後，因為抗拒村莊拆遷，一共有84個村民被抓走，刑期最長的判了15個月。
盧穗耕及其追隨者甚至放言：「別鬥了，你不夠我們鬥的，公檢法都是我們的人。」
反腐改變了這一切。去年5月，盧穗耕外逃了；3個月後，冼村7名村官因捲入窩案被抓；接着，曹鑒燎受牽扯而落馬。冼村的「強人政治」，就此終結。
家族是這個村莊權力結構的底色。村裏的老人冼傳昌回憶，在文革搞運動、搞鬥爭的年代，冼村「宗派鬥爭複雜」，誰也當不了頭，「冼的來領導，盧的反對；盧的上台，冼的就反對」。
冼傳昌稱，到1979年，路線鬥爭開始緩和，由沙河鎮派駐村支書的歷史也隨之結束，時年26歲的盧穗耕成為了冼村的村支書。此後就再也沒有變換過，直到2013年被上級免職，盧在這個位置上呆了33年。
年輕的盧穗耕能夠上來，靠的是兩條。一是盧讀過中學，後來做過民兵，接着又到工作隊鍛煉過。二是盧穗耕娶了同村一個冼姓人家的女兒，其岳父在沙河鎮、天河區都做過官，他把女婿推了出來。因為聯姻，盧穗耕也有了村中冼、盧兩大姓氏支持的群眾基礎。
1985年起，32歲的盧穗耕在冼村開始羽翼豐滿，變得強勢起來。這一年，冼村第一次有了土地徵收，按照《冼村村誌》裏的說法，徵收了1200畝地，建起了天河體育中心。
徵地後村裏有了錢，盧穗耕和上面領導的關係更緊密了。也是在這一年，盧穗耕有了穩固的政治靠山——比他小5歲、後來做到廣州副市長的曹鑒燎，曹在這一年成為了沙河鎮黨委書記。
曹鑒燎在沙河鎮「一把手」的位置上呆了10年，之後又做了天河區的一把手。盧、曹兩人交往幾十年，關係緊密。在冼村村民看來，倆人的關係就像是「兄弟一樣」。
平常像老好人 實是「笑面虎」
冼村的土地，曹鑒燎通過盧穗耕的手來掌控，按照曹落馬後的說法，「我想給誰就給誰」。第一次徵地後，村支書盧穗耕有了變化。身高近1.8米的盧穗耕儀表堂堂，「年輕，會討好幹部，平常笑嘻嘻，像個老好人。但手段狠，是個『笑面虎』。」冼村的老人評價。
背後的盧穗耕「霸道」，「他做的決定，任何人都不能反對，否則就被搞走。」以致到後來，冼村12人的領導班子皆是親屬關係，副書記是其侄子盧佑醒，總經理是小舅子冼章銘，會計是堂內弟冼章偉，出納是小姨子冼惠東……「就連掃地工都是盧穗耕家族的人來做」。
對於村民而言，盧穗耕掌控的冼村，更是一個「獨立王國」，冼村有多少財富，村民完全不知情。
冼傳昌稱，不要說村民，連村裏其他村官也搞不清，所有的事情，都被盧穗耕一個人把持着。
冼村村民因為缺乏公共意識，自動放棄了自己的權利，盧掌控一切就變得輕而易舉了——沒有了選票的制衡，村委會的領導班子就可按照盧穗耕的意圖來安排。
46歲的冼耀均是冼村維權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告訴記者，在維權期間，一些村民偶爾遇到了盧穗耕，當面大罵時，盧穗耕「面不改色，滿面春風」，一轉身，村民就被抓。巔峰時一共抓了84人，這成了盧潰敗的一大因由。
84維權村民被抓
盧穗耕的潰敗，有着某種偶然性。2009年，盧穗耕編纂的《冼村村誌》向村民發售。細心的村民，發現了冼村的財富秘密，在遭遇整體拆遷壓力後，開始維權。
《村誌》中一篇《冼村撤村改製成立企業集團的報告》中提到，「聯社擁有固定資產3.8億元，擁有可建樓房的土地330畝，可建廠房的土地130畝」，而這兩者一加，一共有460畝，都是冼村的土地財富，但是，村民此前毫不知情。
按照當地一平米動輒10多萬、20多萬的價格，這是一筆驚人的土地財富。在盧穗耕外逃後，村民由此稱呼其為「百億村官」。
巨大的財富去向不明，「如夢方醒」的村民開始追問，參與維權的村民愈來愈多。當初50元一本賣給村民的《村誌》，盧穗耕開始回收，價格一度高達1萬元一本。
恰逢2010年冼村整體拆遷，冼村維權風起雲湧。當年，陸續有84個村民被抓，如冼耀均在家中被帶走，「罪名」是嫖娼，被收容教育將近一整年。
這些村民被抓，是盧穗耕權力的巔峰，但也帶來了覆滅。84個村民隨同其背後的家族，一共有300多戶成了「釘子戶」，拆遷陷入僵局，靠權力常年掌控冼村的強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走向了末路。2013年3月被免職，5月盧就悄無聲息地外逃了。
到盧外逃後，冼村的治理結構仍然沒有變化，只是股東代表增加到了88人，但由88個人決定全村事務，已經脫離了村民自治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