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紀錄片第一人陳君天傳奇
《一寸山河一寸血》填補歷史空白
台灣導演陳君天的抗日紀錄片巨製《一寸山河一寸血》早於九十年代錄製，攝製組一直在與時間賽跑，追訪兩岸逐漸凋零的老兵，共有700人的口述歷史，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悲壯。後來該片終獲北京官方重視，今年10月央視播出。劉項
20多年了，台灣導演陳君天的抗日紀錄片巨製《一寸山河一寸血》終於在中國大陸播出，這部紀錄片之前從來沒有正式在中國國內播放，但它通過網絡與盜版光盤傳播已久，如今，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年紀念之際，這部紀錄片終於將登上中國中央電視台，於10月份在央視紀錄片頻道播出。《一寸山河一寸血》是華人世界對這段歷史最為詳實的紀錄，從九十年代製成至今，不斷播出，不斷增編，影響深遠，市面上流傳廣泛的多部抗日紀錄片，可能都只是陳君天的紀錄片的不同版本，陳君天也因此得到了「抗日紀錄片第一人」的稱號。
在陳君天成為抗日戰爭紀錄片導演之前，他有另外一個更為耀眼的頭銜﹕台灣金牌電視製作人。他在七八十年代的台灣中華衛視製作了無數膾炙人口的熱門電視節目，他和鄧麗君、張艾嘉等大明星合作，李宗盛、費玉清、童安格都是通過他的節目第一次上電視。陳君天還獲得了包括台灣電視最高獎「金鐘獎」在內的18個電視大獎，用陳自己的話說，他已經「把能拿的獎都拿過了」。
在事業已經攀上巔峰之後，他走入了另一個略顯沉重的領域，專門做起了抗日紀錄片，也注定走上了一條經濟拮据、爭議糾纏的生活道路。拍片缺錢、與島內政治氛圍不符、難以獲得資源、被兩岸持不同史觀的人批評……種種問題從未停歇。如今陳君天一頭白髮，略顯發福，但是面容紅潤不顯衰老，說話表情豐富，「我現在的(江湖地位)比較高了，他們也不能把我怎樣。」
陳君天的人生經歷很傳奇，他表示自己原籍河南，生於福州，父親是國民黨軍官，一家人隨軍生活，但是陳父卻經常不在家人身邊。軍隊、士兵環繞着陳的童年，他從小就是個聰明的人，七八歲已經能寫不錯的書法，9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刻油印鋼板，他靠着這些技能和活潑的性格，和部隊士兵們打成一片。
現代人理解不了半個世紀前的國人，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今人沒有經歷過當時饑饉的生活狀態，陳君天小時候的精明，一半是來自聰明，另一半卻是由於生活的艱辛。當時物資緊缺，吃飯成了頭等難題，乖巧能幹的陳君天很受士兵們歡迎，吃飯的時候經常被叫上桌。「(當時)做很多事情，都是為了能吃飽，所以我變成非常的伶俐，非常的勤快，我想原因就是這個，假如說是家境不錯，有飯吃，也許不會變成我這樣子」，陳說道。
11歲獨自上船去台灣
不過，生活的小智慧永遠也許抵不住局勢的大轉折，在國民黨即將敗走台灣的時候，陳也不得不離開大陸。陳父是國民黨軍官，哥哥則是國民黨青年軍，他們都不在陳身旁，母親為了家人必須留在大陸，而她已經無力養活陳君天。「還好我是男孩子，我要是9歲女孩子的話，我就等於是嫁給人家了。」陳君天說﹕「她養不活我了，沒有辦法讓我吃飽，應該是給我能夠找一個有飯吃的地方，就那麼簡單。像這種狀況，現代人沒有辦法去理解。」母子被迫分離，陳君天獨自上了去台灣的船，那時陳君天只有11歲。
留在大陸的陳父在被打成右派後自殺，哥哥則在被打成右派後遭下放山區勞動，同時照顧母親，但最終也是自殺身亡。不幸中的萬幸是，在兩岸關係緩和之後，陳君天把已經79歲的母親從大陸接到了台灣，陪伴老人直到她110歲終老。
來到台灣後，陳君天寄住在親戚家中，生活在眷村裏，他又上了3年學，也不是正式的學校，而是部隊內部的補習班。他小時候已經長得比同齡人高，離開大陸的時候便有167公分高，考學校時，便已經172了。再加上生活中練就的圓滑，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很多。於是他虛報年齡去考大學，並且還真憑藉聰明成功考取上了政工幹校(今國防部政治作戰學院)。
被趕出軍隊當上製片人
陳畢業後加入軍隊從少尉開始做起，負責各種軍中文藝事務，不過平淡的部隊生活讓陳很快厭倦，於是他選擇逃脫。他開始故意不報到，等軍方發出對他的通緝後，陳回去自首，這樣才被「趕」出軍隊，走向電視製片人的道路。
陳君天後來選擇的歷史紀錄片之路，無疑是一條荊棘遍地的艱辛之路。陳年輕時是一個精明到可以虛報年齡考上大學的人，這似乎並不是一個「聰明人」會選擇的道路。其實，陳君天不只是個精明的人，還是一個追求純粹的人。他只想做節目，不想做其他事務性工作，不想談生意搞關係，這使得他在電視製片人生涯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後，必然停止。當時台灣的製片人制度有所改變，製片人不再是電視台的僱員，而成了需要獨立找生意的個體戶。陳君天不想去適應這樣的生活，最終離開電視台，開了自己的工作室，專拍「冷門」題材。
事實上，就算是在電視台時期，陳君天也顯得與衆不同。
陳製作過不少綜藝節目，和鄧麗君、張艾嘉、李宗盛、費玉清、童安格等合作，他還連續7年負責製作華視的年度總結節目，並因這些節目拿到了包括金鐘獎在內的十餘個電視大獎。
但是回望當年的電視生涯，陳君天主動提及的卻是一個教育性的節目《論語》，這是一個有使命感的製片人製作的有使命感的節目，「我總是想把非常難了解的事情，把它用電視，用最簡單、最好玩的方式傳播給大衆」。為了達到傳播效果，主題略顯枯燥的《論語》用遍了綜藝節目的十八般武藝：唱歌、跳舞、段子貫穿其中。在做《論語》的一年裏，陳君天橫掃台灣的電視獎項，不過這個節目做了一年，仍然沒能繼續，「我們雖然沒有叫好不叫座，但是也沒有叫好多叫座。」陳說﹕「但是它還沒有純綜藝來的好看，還需要有一點腦筋，可是現代人就不喜歡用腦筋，所以我做一年之後就結束了。」
這個節目還是一個早熟男人成長的里程碑，一般人是先學道理再走近社會，這個過程對於陳君天正好相反，他先「入世」而後「聞道」，聞的道便是《論語》代表的儒家思想。拍《論語》的一年也是陳檢視成敗、思考是非的一年，他幾乎把所有對世界的看法都重新梳理了一遍，生活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對於我覺得不合理的事情，或者不應該盲從的事情，如果我的態度是激烈反抗，那說明我還沒有長大，之後，即使有這種事情，我也不會很激烈地去反抗，我會想辦法處理我心中的不平，讓別人接受我的感受。」陳君天在大陸拍攝紀錄片《黃埔》，他一方面重視他作為台灣人來到大陸拍近代歷史的突破性意義，一方面也在內容表達上有所保留，以確保能在內地推出，這其中，似乎也蘊含了陳早年開悟的人生哲學。
《論語》這個節目給陳帶來了不少榮譽，但他卻總是不太滿足，甚至覺得意義並不大，「我覺得我並沒有因為我，而讓整個社會風氣有稍微的一點改變，沒有嘛，(既然這樣)做這個《論語》就等於說是失敗的。」陳有自己的情懷甚至野心，等他再在電視界摸爬滾打一段時間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時刻便會到來。
雖然在專業上成就斐然，但陳在電視台的事業卻註定無法做得長久。陳是個不守規矩的人，他在華視工作經常加班，有時候甚至一個星期不回家，但是他卻痛恨上班刷卡。他還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願意接納別人的意見，他寧願選擇比較冷門的節目，雖然不賣錢，但是能減少很多限制。
蔣緯國邀拍抗日紀錄片
陳的離開其實也是大勢所趨，以前的製片人專心製片即可，不用擔心廣告問題、業務瑣事，而愈來愈多能拉廣告的製片人得到電視台青睞，在陳辭職後的一年，電視台編制內製片人的制度也被取消。「假如你是想當教育大眾的製作人，你就是一個『失敗』的製作人。」陳君天說。在還有7年退休的時候，陳毅然離開了華視，開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拍攝抗日紀錄片的邀請來自蔣介石兒子蔣緯國，當時抗日戰爭已經過去30多年，蔣緯國等老人希望能有一部紀錄片記錄這段歷史，以陳當時在台灣電視界的地位，他成了必然的選擇。陳對蔣緯國說﹕「既然要我來做紀錄片，首先，紀錄片的標準就是沒有私心，我會盡我可能把現實呈現出來；第二，我不接受任何指令。」蔣緯國應承了他﹕「你放心就好，就算(紀錄片表現了)我老頭(蔣介石)有不對的地方我也不會管。」
九十年代，台灣告別兩蔣，終於有了拍攝抗日紀錄片的政治環境，「我放眼過去，大陸不可能在做，日本也不可能，我的同儕裏面，沒有有這個熱血的人，也沒有這麼傻的人，這一定很苦，而且也不一定做得好，如果我不做，真就沒人做了。」陳說。
這部紀錄片的拍攝工作隨着內地的開放程度而不斷推進，1994、1995年，劇組可以奔赴大陸採訪，但卻不可以去老戰場拍攝，於是劇組首先集中訪問當年的抗戰老兵。採訪頗為詳盡甚至學術化，其中沒有多少情懷的吶喊，更多的是關於戰爭本身的記憶與觀察。陳將抗日戰爭的進程細化、分出不同的戰役、事件、部隊番號，然後把相應老兵的敘述一一對應進去。劇組不過十四、五人，分成台灣、大陸、美國、日本4組分頭採訪，台灣後方還有同事與臨時工負責整理材料。紀錄片第一版的名稱是《一寸山河一寸血》，陳帶着他的團隊，一個老兵一個老兵的訪問，全景式還原了每寸山河是如何奪回的，每寸血是如何流下的。
戰事久遠 老兵凋零
這幾年的採訪工作即是一場系統甚至枯燥的歷練，又是一場和時間的賽跑，採訪人沒來得及接受採訪就去世的悲劇時有發生，每當聯絡到抗戰老兵，陳都會帶着拍攝人馬第一時間奔去採訪。戰事已經久遠，老兵逐漸凋零，陳帶着團隊，做了500次「絕版」訪問。
拿起紀錄片攝像機的陳君天自此再沒有放下過，他仍然在不斷蒐集資料，聽到有老兵的消息便從台灣飛赴當地，《一寸山河一寸血》也不斷擴充內容，不斷推陳出新，而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將是該紀錄片的第六版。
老兵隨着時間凋零，一個在抗日戰爭開始時18歲的人，到現在也已經有101歲了，陳君天的紀錄片裏，卻保存了500名老兵的絕版口述史(初版500，現已擴充至700名)。不過這套紀錄片在「去中國化」的台灣卻長年不受官方歡迎，陳也長年過着頗為拮据的生活，他甚至為了還債在2011年賣掉了自己的房子。
不想片子被審查拒補助
台灣政治局勢幾十年來不斷變化起伏，但它從來沒有給陳君天提供過多好的環境，「李登輝把自己當做日本人，不會給我資助，沒把我打壓就不錯了；陳水扁時期，國民黨應該提升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國民黨卻不懂這麼做；馬英九膽子小的不得了，不願意張揚中華民國」。
有時候，即使有些補助的機會，陳也為了「自由」將其拋開，台灣國防部曾想在軍中教育節目中播出陳的紀錄片，並付給他一定報酬，但卻要求陳君天對片子做出一定修改，「我最不願意遇到的就是審片，我已經這麼大年紀，我做了這麼久，我就是不想給你審查，我會生氣。」不過陳也承認，愛生氣是他的一大缺點。
紀錄片在台灣的華視首播，之後又斷斷續續地在各大電視台播出，但是版權收入微薄。陳還靠賣紀錄片的光盤獲得收入，不過盜版光盤卻搶了他大半市場。
長年拍片讓陳在經濟上無比拮据，2011年，他為了還債乾脆把自己位於台北的房子賣了。這房子就在華視附近，買了已有30年，好在台北房價早已今非昔比，靠變賣房產的收入，陳還清了銀行債務，把剩下的錢留作未來運營。
陳君天來到大陸拍攝紀錄片，同樣會面對各種各樣的限制，《黃埔》這部紀錄片只有5集，以陳的製片速度，半個月至一個月就能完成，但是這部紀錄片花了他足足一年半的時間，陳說，這一年半裏，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花在與藝術不直接相關的事情上面了，「我面對了許多我能講不能講、敢講不敢講、這邊能接受不能接受、是不是踩着紅線(的情況)，這個(狀態)很非常的，有一種一碰(紅線)就完全把想到東西丟掉，重新再來(的感覺)」。不過他仍然十分看重這次在大陸拍攝的機會，「(這)表示這邊可以接受我一個台灣成長的製作人所做的近代史有關兩黨的東西你可以接受，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迫於內地的輿論環境，這部關於黃埔軍校的紀錄片只記錄了建校到抗日戰爭的歷史，國共內戰的歷史則沒有涉及。
盜版光盤暢銷大陸多年
陳的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在中國大陸正式放映之前，其實已經通過盜版光盤在內地暢銷多年，陳也慢慢學會了一些銷售策略。
現在，他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紀錄片光盤主要在台灣各大旅遊景點的禮品店出售，因為台灣市場已經飽和了，現在這套片子最主要的客戶是大陸來的遊客。
《一寸山河一寸血》這部100集的紀錄片並沒有激昂的吶喊，打動人心的是老兵們最直接最切身的對於抗戰的回憶。它的製作過程與銷售歷盡艱辛，可說「一吋膠卷一吋血」，本身就是可拍成紀錄片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