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打卡：一蓑煙雨任平生──劉紹銘的童工歲月
【明報專訊】「我十六歲出來做事。弟弟比我小兩歲。他初中念了一年後，也為生活所迫，跟我一樣到計程車公司去當童工。我們寄居伯父家。香港地方寸金尺土，一層樓住三家人。我和弟弟當然沒有房間。晚上等別人都就寢後才打開帆布牀，睡在通到廚房、廁所的甬道。」
——劉紹銘〈童年雜憶〉
劉紹銘教授是著名學者、翻譯家和作家，生於1934年，在剛過去的1月4日於香港辭世。我們感謝他翻譯了英國著名小說家兼記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經典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和《動物農莊》(Animal Farm)，留給下一代反思的渠道，不會輕易跌入「無知是力量」的歪理。然而，劉教授廣為人知的作品首要數到回憶集《吃馬鈴薯的日子》，自1960年代在《大學生活》雜誌連載後，至今已有多個單行本，手上的三聯書店版把書列入「年青人書系」，借劉教授充滿創傷的成長路，鼓勵下一代年輕人堅持走下去。
劉教授於《吃馬鈴薯的日子》寫自己在1960年代到美國讀研究院的艱苦過程。有多艱苦？他這樣寫道：「我拿了船票、幾件簡單的衣物和美金一百二十元的現款，搭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船，趕着到西雅圖去升學。」船票錢是問朋友借的，現金就只有這麼多；此外，他有手表和相機，是準備到美國後賣出去換錢的，全部身家就是這樣。我想要有多大的勇氣，以及同等的不幸，才能這樣破釜沉舟？
《吃》還有另一篇較短的文章名為〈童年雜憶〉，這一篇讀來更感動，寫劉教授在十多歲時的經歷，要比在美國時期更窮困。那時候應該是香港的1940至50年代，一個沒有父母關顧的小孩，可以怎樣在香港生存？劉教授不光是寫個人歷史，更讓我們感受到當年不幸兒童的苦况。
劉教授的母親離開了家庭，父親是「不事生產的人」，其一生是他們兩兄弟的「反面教材」。兄弟兩人自小寄養在伯父家裏，雖然伯父對他們很好，但年紀輕輕就見盡親戚的冷嘲熱諷，他在文中寫道：「我們兄弟倆只有在夜闌人靜時，蒙着被窩飲泣。」因家境窮困，中一便失學，最後憑着自學考進台灣大學外文系。這段失學的歲月，他一邊學英語，一邊當童工。他做過的工作不少，包括聖類斯中學的印刷部、的士公司電話接線生、文具部的文書，甚至是沒有文憑的黑市教師。現在讀起來，仍然教人不敢相信。
〈童年雜憶〉是篇創傷書寫，劉教授的文字坦誠但不煽情，他在半百時寫下這段童年陰影，雖然已經事過境遷，仍然能讀出他那種不能磨滅的傷感。我認識的劉教授是有幽默感的學者，這一點在他的文字也可以見到。當他在聖類斯中學打工，隔壁就是神父的飯堂，他形容那裏：「刀叉並列，白色桌布一塵不染，上有喝酒的夜光杯。他們吃的有魚有肉，不在話下。」他心想自己只是吃着學生餐，當神父也不錯呀，事後把這想法告訴伯父，結果換來一頓教訓。這些苦中作樂的兒童趣事，散見文章中。
書寫回憶，可以是對過往的執著，可以是一種釋放，相信〈童年雜憶〉是後者。任憑風吹雨打，繼續上路，這是《一九八四》的譯者留給我們的信念。
黃淑嫻--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香港作家
文：黃淑嫻
圖：atlantic-kid@iStock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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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同樂 第6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