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海外民運人士王希哲自一九九六年經香港逃亡後，首次踏足香港，他公開當年寫大字報被捕入獄但獲平反的內情。他亦曾經建議時任廣東省書記習仲勳設立政治特區、給予港人回鄉探親。黃宇翔
睽違二十二年，中國大陸海外民運人士王希哲終於踏足香港。與一九九六年倉皇南顧不同，王希哲這次來香港六天，可以比較順心地見見老同學、老朋友，買買書，看看香港的風光。王希哲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但問及他服膺於哪國模式，瑞士模式？北歐模式？他都輕輕搖頭。他不認為自己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實事求是派，認為兩派都有益於中國的發展，「普世價值」、「社會公義」的追求應該齊頭並進，被視為中國反對派裏的左翼。
「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時光如濤蕩泥土，砥柱觸天立中流。」這首詩作者不詳，網上誤傳為王希哲所作，王希哲就對亞洲周刊作出澄清：「我在(集體筆名)李一哲時常引用，且掛在「『李一哲總部』牆上。」他亦以為是毛澤東所寫，認為這般文氣除毛澤東外無人能及。王希哲以此詩為座右銘，代表了王希哲三次入獄以來特立獨行的精神，為了心中的真理，無懼與其他海外民運人士發生衝突，或被認為親近現政權，始終堅持相信的價值。
這是王希哲自一九九六年首次來港，王希哲曾在二零一一年申請來港參加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結果被拒。今年幾經波折、與當局交涉，最後才能入境。亞洲周刊記者和王希哲進行專訪，談到這次入境過程，亦談到當年「李一哲事件」的秘辛以及平反過程，亦首次披露推動知青返國、向時任廣東省黨委書記習仲勳、省長吳南山建議成立「特區」來龍去脈，以下為採訪摘要：
二十多年來你首次進入香港，當中經歷如何？
就是我聽說今年海南開放了，有美國護照可以進來，那麼我就通過渠道跟國安局寫了封信，看能不能去海南走一走，結果就不同意，那麼我就想退而求其次，看看香港能不能。我又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寫了封信，就說：「二零一一年你們不讓我進來是不對的，你們有黑名單，那我又沒做違法的事也不讓我進，這樣是不對的。」
被要求守三不條件
林鄭月娥說她已經把信轉交給保安局，讓局長來處理。局長就給我回了封信說：「上次來，我們因為某種原因，沒讓你進來。我們過去不讓你進，說不定今後就會讓你進。」其實現在讓你進，也說不定以後不會讓你進來。就說是個案處理。
得到了這麼一個信息，我就覺得可以試試。結果那天一過境，就過不了，就馬上把我送到小房間裏去問話了，問了一遍又一遍，官銜愈來愈大。就問來的目的、見什麼人，有沒有買回去的機票。又問見什麼人呢？我說就是國內的老同學啦，他又問在香港比較敏感的人你見不見呢？我說那就暫時不見啦。他說好，那你也不要見。不要見媒體，也不要見敏感人物。也不要參加公開活動。
你怎麼看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認同佔中的做法嗎？
就是可以，但不要過分，不要無限佔下去，你是表達你的訴求，最後你綁架市民的經濟民生來達到目的，那就過分了，老百姓都會反對你，又變了港獨，那就脫離老百姓了，因為實際上香港老百姓是很愛國的。過去《霍元甲》(一九八一年亞洲電視劇集《大俠霍元甲》)什麼這些都是香港拍出，很多愛國電影的，香港是最早反殖民的。
李一哲於一九七九年被平反後，當時你向習仲勳提出要辦政治特區，他給你的回應是什麼？
一九七九年初，習仲勳、吳南生兩個書記(習是廣東省第一書記，吳則是書記)主持對我們平反，習仲勳掛帥，吳南生是具體處理我們一些平反事務的，接觸比較多，大概五六次，我和吳南生個別也都談過。
四五(運動)三周年就要到了，當時我們李一哲就在廣州發出號召，四五在廣州的烈士陵園召開紀念的群眾大會，廣東省委就緊張了，不希望我們開這樣一個會，那時候廣東省委就已經準備收緊了。
當時，我就和習仲勳、吳南生他們說：「過去我們向趙紫陽書記提出辦大字報特區，他都接受了，能不能也照樣在廣州，也辦幾個大字報特區，也方便管理，自由貼大字報，自由講演，不去其他地方，也不在烈士陵園這種地方集會。」然後我還說到：「李一哲《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平反，中央也提倡民主與法制，整個廣東省能不能先實行政治特區，自由辦報、自由貼大字報，自由選人大代表，這就是為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今後的改革，作出了一個榜樣。」
這個建議可能太粗淺，習仲勳沒有表態，吳南生倒是有表態，說大字報特區這個建議可以考慮，別的，甚麼政治特區的東西就慢慢再說，當時主要解決的是，四五這個會議不要鬧大，政治特區慢慢再說，大字報特區還是可以考慮的，習仲勳立馬就說：「你們的會就不要開了。」
我就說：「好啊，那我們就發個通知不開了，但是就開個小的座談會，這樣行不行？」習仲勳就說行啊，這樣他後來就指示共青團廣東省省委書記李海東(曾任深圳市紀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來主持辦一個四五的座談會，這個事件就結束了。大字報特區吳南生當時接受了，後來中央很快就下個文件，就取消了，這個建議不了了之。
你提到一九七九年，你把知青回國的提議捅(洩露)給了《爭鳴》雜誌創辦人溫輝，然後習仲勳還生氣，還罵了你，之後對你的態度如何？
「李一哲」平反的時候，當時，我們就給習仲勳提出，這些同學們，他們是生活所迫的，上山下鄉以後，沒有出路，才逃亡到香港，我說除了我們同學以外，六十年代以來，幾十萬的廣州市民、工人、農民，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逃亡去香港是為了謀生，被說成了是叛黨叛國，讓他們不能回來，這是很不對的、很不人道的，我說現在應該讓他們回來，回來探親。
我特別說，逃亡的幾十萬市民、青年和我們同學，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就是他們也知道，在香港不可能人人都發財，並不是滿地黃金。去到那都是要艱苦打工的，一百個能有三、五個有出路的，他們都覺得是有出路的，而在農村覺得沒有出路。
我說習書記你知道逃港死了多少人嗎，有些同學給鯊魚吃了，或者淹死了，他們這麼拼命，拼死到香港為甚麼，就是為了出路，所以我們現在改革應該讓更多人有出路。應該給老百姓有更多出路，經濟上應該新民主主義、多元化，我想就是這個建議讓習仲勳、吳南生有所觸動，所以後來習仲勳、吳南生到邊境去考察，專門就去考察偷渡問題，我敢說是跟我們的建議是有直接的關係，後來才提出廣東經濟特區、經濟多元化。
那我就說：「習書記，能不能讓已經逃亡的市民、我們的同學，都能允許他們回國探親，只要他們沒有在海外做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情，都應該允許他們回來探親。」他馬上就很爽快的答應了，說﹕「你這個建議好，你馬上寫個報告，我來批。」
開放港人回國探親內情
我當時沒有理解是政治性的、經辦事情的報告，我以為他是要我寫個調查報告。所以，回來以後，我就跟已逃港的同學們聯絡，讓他們寫點材料回來，剛好《爭鳴》的溫輝來找我，然後我就和溫輝談起這個事情，跟習仲勳談話整個這個事情，說習仲勳已經同意已經逃亡的人可以回來，因為這個事情是很大的，牽涉到了上百萬人，他就如獲至寶。我以為他只是給我提供一些逃港人士統計資料，多少人，有多少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投靠國民黨，結果沒有想到，溫輝回去以後，他就把我說的話捅到了《爭鳴》雜誌。
後來一些人就開始試探，發現真沒問題，就嘩啦嘩啦，像潮水一樣回來，就帶來了很多東西，當時國內比較窮，各樣東西電視機、各種衣服都帶回來。後來習仲勳又把我叫去了：「王希哲，當時你說的讓偷渡的人回來，這個建議我同意啊，但我叫你寫報告，你怎麼沒寫啊，就把這個事件捅出去了，就讓我們很被動，讓我們省委很被動啊。」
我就說：「習老，這我沒辦法，我不知道有這樣結果。」我只是讓溫輝幫我做點調查，結果他把這個消息捅出去了，然後習老就說算了算了，以後要注意，以後我們說的事情，就不要隨便說出去了，就算了。以後，實際上也就沒有禁止香港的人回國，沒有抓他們、干涉他們，實際上就定性了邊界自此就開放了，不管他們是不是偷渡過去的。
這種事情後來我一直覺得很榮耀，覺得我為香港人做了件大好事。過去逃亡到香港去，這叫生離死別，以為永遠就回不來了，習老對這件事情還是很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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