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治文市議會即將在明天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榆橋道(Elmbridge Way)7300號興建讓無家可歸者入住的組合屋問題，正反雙方蓄勢對決。究竟無家可歸問題是否「別人的問題」、與華人無關？本報訪問了一名在列治文流浪了十年的華裔無家可歸者，讓他親述自己的故事，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典型故事。明報記者 黃智斌

在上周一個溫暖的午間，有接近20名無家可歸人士在列治文一個社區中心聚集。在他們當中，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有老人也有年輕人，當中接近三分之一是華人。時鐘的分針又走了半個圈，那裏的人漸漸增多，數名義工載着一車熱騰騰的食物來到。 他們一下車便與好幾個人打招呼，又互相擁抱，場面像是老朋友聚舊，接着便熟練地擺設好了一桌的食物，與周邊的朋友們一同共享。

當中，有一名年約40歲，臉帶羞澀的華裔無家可歸者李先生(化名)。他從桌上拿起了一份三文治，走到角落坐下，便開始談起他的身世。李先生年少時父母離異，約20歲移民來到加拿大，當時在列市與母親居住和工作。數年後，李先生因為與家人鬧翻而出走，搬到市內一個柏文單位獨自居住。但怎也想不到，自從搬家以後，生命的輪盤便轉到黑暗的一面。那時候正值全球經濟蕭條，工作前景未明，個人經濟上也出現了一些困難，加上長期獨自一人居住，甚少與朋友交往，便漸漸患上了焦慮症，許多個晚上久久未能入眠。有時也會因為休息不足，上班的時候沒精打彩，甚至曾因此而請病假。幾個月後，公司出現了裁員潮，而他便是第一批被解僱的員工。

無住址證明礙找工

自失去了工作以後，李先生更感到無力，又無法面對自己和家人。當時李先生依然努力地尋找工作，但可惜苦等了數個星期，寄出的求職信還是杳無音訊。在兩個月後，終於因為負擔不起租金，也無面目向親友求助，而被逼離開家園，無聲無息地開始了無家漂泊的生活。

無家可歸的初期，他嘗試在公園或一些公眾的地方睡覺，當時聽過許多路人的冷言冷語，責問他為何「有手有腳」不去找工作，又質疑他是否吸毒者，生怕他會荼毒這個他已經居住多年的社區。然而，在他失去了家園的同時，亦失去了住址證明，繼而在申請許多不同的工作時困難重重。他曾經想過填寫母親家的地址，但又生怕被母親發現他當時的狀況，因此每每在尋找工作的時候，就停在地址的一欄中久久無法下筆。

故事說到這時，李先生臉色一沉，語氣還是滿帶唏噓。在社區中有許多人對無家者的不了解令他倍感難堪，令他更感到沉痛的是在那些當面責罵他、歧視他的人之中，不乏華人的同胞。而當他努力地尋找工作的時候，往往都是收到「等消息」的通知。他表示許多僱主都無法接受一個無家者成為他們的員工，而在文化上，往往會覺得這些人是有問題的人。 雖然有所謂「四海之內一家親」，但李先生的遭遇，卻恰恰成為了華人文化最大的諷刺。

十年以來無家可歸的生涯並不好過，李先生睡過多個市內的公園，也曾經在多間24小時經營的餐廳中過夜，他很感激許多餐廳的員工，雖然認得他是無家可歸者，仍然願意給予一張桌椅，讓他在炎夏與寒冬時，可以有一處讓他安睡。

然而，當問到他對未來會有何打算的時候，他表示渴望能夠找到一個能夠負擔的居所，並能夠以此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在市政府宣布組合屋計劃後，許多人都出言反對計劃，許多當年聽過的責問聲音又忽然在社區中迴盪，令他不敢申請入住組合屋，生怕每天在樓下的街上行走都會被不認識的人指罵。

然而，他指出，現在租住一個同類型的單位已經要付上至少1000元一個月，這個數目實在無法負擔，他自己也生怕昂貴的租金，再次把他帶回當年經濟出現問題的焦慮狀況。

現在每星期能夠來到社區中心與其他同為無家可歸的朋友食飯，也能夠遇見社工和其他義工朋友，令他感到他的生活，還是有一些人會願意關心，他表示他很感激這些人的幫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