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上月牽涉毆打曾健超的7名警員被判監兩年，前特首曾蔭權亦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入獄20個月，「知法犯法」成為新聞關鍵詞，也成為爭議點——不少人質疑法庭對警員過嚴。公職人員應否罪加一等？不僅是現在，在古代也同樣是個大問題。

古代官吏易獲罪 但享一定特權

由於古代崇奉儒家德治，歷代皆極重視官吏的德行，故對官吏規管嚴謹，小至通報錯誤、遲辦公事，輕則杖責重則坐牢，甚而畜養官家牲口不當也要受皮肉之苦。若以古代法律套用至現在，高鐵延誤、鉛水會議無紀錄等事件恐怕會有大量官員受罰。

規限雖多，作為管治階級的官吏亦擁有不少特權，尤以高級者為甚。周代有「刑不上大夫」之制，顯貴者不經司法審理而由君王裁決，若非大罪多獲減刑，並獲後世沿用(後世稱為「八議」)。南北朝起更有「官當」制度，官吏可以官職抵消一定刑罰，至明清才逐漸消失。

小罪從寬 牽涉綱常民生從嚴

但要說法律傾斜官吏，也不盡然。在德治信條下，動搖政權、不孝不義等違反綱常的大罪，就算貴族也不會獲優待；牽涉民生的貪污盜竊、奸淫等罪，官吏的刑罰更比百姓重，與現時公職人員犯法的「違反誠信」理念相若。而歷代也把官吏犯罪劃分為「公罪」及「私罪」，因公過失的判罪較輕甚至寬免，私自犯罪的刑罰則重得多。這種「公」「私」之別，與支持七警者認為是執勤過失、反對者認為是濫用私刑的分歧十分相似，加之「辱警罪」亦被熱議，或許正是中國人心中「官吏」這一階級別具意義的反映。

人治社會 吏治好壞在君主不在法律

而官吏的法律特權，也隨�蚞�史推進而縮小。從周代「刑不上大夫」，到秦漢奠立監察官吏的御史制度及官吏連坐(官吏犯法，上司下屬受株連)，唐宋刑法較輕但規限官吏範圍寬廣細緻，乃至明清官吏刑罰加重並大刪減刑之法，規制愈來愈多。但這並非為了吏治，而是為了提高君權——正如明清貪污之風遠烈於唐宋，法律從嚴令臣下動輒得咎卻沒法限制君主，使君主獨享大權，最終吏治好壞繫於君主的態度，譬如乾隆帝在法律外把賣官制度化，並設「議罪銀」允許貪官以錢抵罪，吏政自然敗壞。可資旁證的是明朝用以強化君權的懲罰官員制度「廷杖」，實則後來被罰的多為得罪宦官的人，變質為當權者誅鋤異己的工具。

說穿了古代法律核心是人治，民間小說才會借施公、包公等清正官員之口，道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理想，而現今的法治正好實現這種寄望。但從不少人輕言赦免七警看來，我們還是脫不出人治的意識。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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