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0日，江西省廬山市正式掛牌成立，原廬山區更名為九江市濂溪區；今年初，貴州省遵義市遵義縣也改為播州區。同時，水城縣欲改為「夜郎市」、琅琊山「會峰閣」更名為「琅琊閣」……這些地方為什麼要改名？為何要復名？相關社會學家表示，地方改名涉及複雜利益博弈，它不一定等於發展，政府決策應吸取專家和群�撥N見，減少改名導致的割裂傳統等負面影響。

利益糾葛還是賡續傳統

「曾聽某省民政廳幹部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台灣老兵讓孩子回來尋根。孩子歸來，卻難以找到，原來這個地名早已消失。經過民政廳翻閱檔案，才找到原來地名。這位老先生寫信來感謝民政廳同志，並說：『你們經濟發展得很好，建設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們回家的路標。』」

撰寫《地名是我們回家的路》的編輯李輝說，這個故事深深感動了他，「中國人都有尋根觀念，一個地方地名和當地文化、家族傳統相連，對於海外華僑華人更是如此。」

早在1996年，李輝便呼籲將荊沙恢復為荊州，兩年後，荊州地名恢復。2001年，李輝撰文《襄樊何故稱襄陽》，推動襄陽復名。但由於襄樊這一名稱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使用，整個更名過程持續了近10年。

對於襄陽復名得以實現的原因，李輝表示主要是當地政府的響應。「對於襄樊這兩個字，尤其是當地政府到海外招商時，很多海外華僑華人表示不知道在哪�堙A對新地名沒有認同感，這是襄陽復名成功的關鍵。」李輝說。

徽州更名黃山市已近30年，其復名意義何在？李輝認為，徽州區域性文化的豐富性在全國也十分少見，比如徽派建築、徽墨、宣紙、徽商，都是歷經千百年形成的。「如果這個地名能夠恢復，對中國各地今後地名的穩定性來說會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李輝說。

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飛對此頗為贊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20多萬件反映徽州民間社會實態的文書契約陸續被發現，被稱為20世紀繼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明清大內檔案之後的第五大發現。此外，研究徽州商幫、民俗等的徽學，已成為與敦煌學、藏學並立的中華文化三大顯學之一。而這一切，是『黃山』二字所不能包容的。」

近年來，安徽民間要求恢復徽州的聲音一直很強烈，但當地政府的態度令人玩味。

今年4月，黃山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接受採訪時表示，更改市級名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作為民政部門，將深入調研，盡早提出建議。

而在2014年，該局回應《省長，我建議把黃山市改名為徽州市》的群�憎茷H時則稱：「黃山建市以來的發展成就表明，成立地級黃山市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這其中有歷史原因，也有行政區劃改革和地方財稅利益分配和使用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陸益龍是安徽省樅陽縣人，他對本報記者表示，行政區劃結構發生了很大改變後，復名「徽州」就不是簡單恢復一個名字那麼簡單，而是涉及行政區劃問題。不過他同時表示，「在現有體制下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出現借傳統文化、借依傍古人等進行「復古改名」的現象。例如鹿邑縣欲改為「老子縣」、水城縣欲改名為「夜郎市」，琅琊山「會峰閣」則在古裝電視劇《琅琊榜》熱播後悄然更名「琅琊閣」，一些地方更是為了「西門慶故里」之名爭得面紅耳赤。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表示，像涉及行政區劃調整以及相應的改名問題，政府決策應努力追求更加科學，多吸取專家和群�撥N見，避免給群�摩d下「關起門來決策」的「拍腦袋」印象。

陸益龍也認為，借古人、名人、名山大川等改名、復名，在短期看可能會帶來一些經濟效益，但是從一個地方的長期發展來看，制訂符合地區實際的經濟政策，找到地方可持續發展之路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