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標準工時立法爭拗多年，特首梁振英上場前承諾會承接上屆政府，積極就相關議題研究。不過，除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標時會)外，標準工時立法仍然未有進展，委員會在2015年提出合約工時，避免「一刀切」立法標準工時帶來的負面影響。究竟各方有什麼理據？當中有什麼考量？
相關概念
合約工時(Contractual Working Hours)
指勞資雙方以合約規管形式，列明僱員的工作時間，但和標準工時不一樣，因為合約工時不以立法形式介入，而是由資方個別訂立合約，訂明僱員超時工作所獲得的補償
標準工時(Standard Working Hours)
由政府立法制訂僱員工作總時數的勞工政策。標準工時下，若僱員超時工作，僱主須根據法例補償額外薪金；最高工時則規定僱主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讓僱員的工作時間超過法例規定上限
◆事件背景
2015年3月，標準工時委員會同意管制工時政策應向立法方向進行，但不可一刀切，建議政府立法強制僱傭合約中，列明僱員工時、用膳、休息及超時工作補償等安排(即合約工時)。勞工界直斥此建議似「騙案」，合約工時長短交由僱主及僱員自決，忽略打工仔的議價能力，工時可能比現時更長，甚至令長工時與無償加班得到「合法保障」。
2016年4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提出第二輪公眾諮詢。當中提出四大方向，包括只推行「大框」(只實行合約工時)；或者只推行「小框」(以標準工時保障長工時行業及議價力低的基層職員)；第三個方向是推行「大框」同時推行「小框」；最後一個方向則是不推行任何措施，但建議推行其他工時政策，例如按行業需要，制訂自願性指引。
諮詢文件指委員會原則上同意合約工時(「大框」)安排，建議在「大框」的基礎上，探討是否需要有「小框」安排。
6名勞方委員於2016年4月宣布退出委員會，他們稱因不滿資方未按2015年3月會議共識，承諾就標準工時立法，去年底起杯葛出席標時會。爭拗點為商界主張合約工時，勞工界則認為此方案未能保障員工，但委員會決定繼續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主席梁智鴻強調，次輪諮詢在勞方委員缺席下仍會蒐集勞方意見。標時會資方成員劉展灝仍期望勞方重回談判桌，強調資方從未答應一刀切就標準工時立法。
■評論節錄
◆「合約工時」偏離原有目的？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
重要一步非最後一步
張建宗說，有人誤解以為「合約工時」完全無用，現時立即否決是對有關建議理解不深。他認為「合約工時」能清楚將僱主責任，以及與僱員商討的條件列出。他強調「合約工時」是重要一步，但並非最後一步，希望委員會以宏觀角度看待，先訂出框架，第二步才研究如何保障弱勢社群，包括工資低和工時長的工人。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變相惡化長工時
委員會批評，標準工時委員會提出的合約工時諮詢方案，偏離標時會成立目的，使僱員長工時問題進一步惡化，建議港府將每周工時訂於44小時及超時工作補償訂於時薪的1.5倍，以保障全港僱員權益，提升家庭生活質素。
˙解讀
兩者從標準工時建議立法的目的(aim)出發，抱持不同的意見，可視為價值觀的優次。
張建宗接受港台節目《星期五主場》訪問時曾表示，在港推行標準工時比最低工資更加複雜，「因為它影響整個香港的勞動人口，香港有98%是中小企業，推行立法同樣要顧及香港的經濟」，認為在保障勞方權益(rights)時，也要兼顧經濟發展，認為現時委員會提出的「合約工時」能清楚將僱主的責任列出，之後才研究如何保障弱勢社群也未嘗不可。
張建宗亦指合約工時有其優點，因為現時約八成僱員有合約工時，但其中六成沒有提及加班有何安排和有何補償，另外有兩成僱員完全沒有書面合約保障。所以合約工時的好處是可清楚將僱主的責任及與僱員商議的條件列出來。
不過，勞方則認為立法的最主要目的是保障工人權益，以維持他們的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有貨車司機表示，職業司機可能會因長時間工作無法集中精神駕駛，導致交通意外，標準工時立法不但保障勞工權益，也是保障公眾安全(public safety)。
統計處於2016年3月發表最新報告，顯示2015年全港約300萬打工仔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4.5小時，較2014年44.3小時增加。報告顯示2015年有6.57萬名僱員每周工作72小時或以上，較2014年多出1400人，若每周工作5天，等於日做14.4小時，反映香港打工仔長工時問題不斷惡化。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調查也發現，66%受訪者每周工時達45小時或以上，當中有34.3%人曾因工作，重複出現4項或以上過勞病徵。整體受訪者認為，總工時愈長，工作對家庭生活負面影響愈高，又自評工作對家庭生活影響平均數為3.4分(最高5分)。勞方認為，長時間工作會令體力和專注力隨時間下降，未必有助工作進度之餘，亦增加工傷的危險，對勞工本人和公眾均會構成危險，認為合約工時根本無助解決核心問題。
◆第二次諮詢是拖延立法手段？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諮詢淪為立法擋箭牌
鄧家彪認為，委員推出的第二階段諮詢是大倒退。他指4個諮詢方向均未有包含全面劃一標準工時的選擇，即使是「小框」方案亦不全面。諮詢至2016年7月完結，與立法會會期完結的時間相若，即使現屆議員希望跟進，政府也可以今次諮詢作立法擋箭牌，拖延立法。
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
合約工時較標準工時可行
梁智鴻會在2015年3月指出，委員會達成共識，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他強調，規管合約較一刀切立法制定標準工時可行。他認為勞資雙方應先行出第一步，接受合約工時，擔心沒有走出第一步，不知何時再討論之後的發展。
˙解讀
兩者從標準工時諮詢的進度和作用出發。在2014年1月28日至7月31日第一輪公眾諮詢期間，標時會共舉行及參與40場諮詢活動及收到約4800份書面意見。而2015年標時會委託顧問研究顯示，逾九成僱員和逾八成僱主同意「規定僱傭合約訂明工作時數、超時工作安排及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法」(合約工時)。
梁智鴻認為合約工時比一刀切立法制定標準工時更可行，他認為現在行出第一步，也可以繼續商討細節，勞方不重返會議，對勞資雙方都有損失。不過，對於有意見擔心合約工時「袋住先」會變「袋一世」，梁智鴻說自己「唔敢答」，但認為雙方都要忍讓，不單止勞方要忍讓。
不過，工聯會鄧家彪則認為，第二階段諮詢是政府拖延立法的伎倆，認為諮詢文件應該提供第5個選擇，即全面劃一標準工時。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也認為，第二階段諮詢理應討論如何立法，而不是應否立法。他批評現屆政府無誠意立法，待政府結束諮詢，現屆政府任期已完結，標準工時立法最終變成無了期。
◆諮詢文件並不全面？
標準工時委員會勞方成員、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梁籌庭：
諮詢文件立場一面倒
梁籌庭質疑，政府諮詢文件內，沒列出標準工時對市民健康、家庭等對社會效益數據，只詳列經濟影響，立場一面倒，「上次最低工資諮詢時已列出大堆經濟影響，但推行到現時有冇發生？」他批評委員會諮詢仍在查問是否接受立法標準工時，是開倒車。
標準工時委員會資方成員劉展灝：
保障勞工權益 邁進一大步
劉展灝接受傳媒訪問稱，本屆政府已兌現承諾，成立標時委員會。他指本港現時已有最低工資，「已經好安全、係一個保護線」，而訂立合約工時已邁進一大步，因每個僱員都可以有選擇，資方亦已讓步，僱主不能走灰色地帶。
˙解讀
勞方認為諮詢文件並不全面，誇大標準工時的影響，只從經濟效益出發，並未有從社會效益出發，並不公道；資方則認為「合約工時」已是資方最大的讓步，諮詢文件沒有不公道。
在諮詢文件中，列明推行「小框」對勞資雙方及整體經濟的影響，包括對企業會帶來1億300萬至216億3000萬額外成本，可能令2200至1萬間企業轉盈為虧。
文件中亦有探討，「小框」規定超時工作會獲補償，規管工時可能令工時減少，僱員或可達至更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減少潛在健康問題，部分員工的收入將會改善；另一方面，因工時縮減，部分員工也有可能在不願意下被減薪。個別涉及僱員的薪酬最終是上升或下跌，取決於僱主的應對方式，例如企業會否調整涉及僱員的工時等，故不一定所有涉及僱員都會受惠。
不過，職工盟認為，整份諮詢文件並不全面，當中充斥對標準工時的偏見，刻意誇大企業營運成本增加及職位流失的數據誤導公眾。職工盟政策研究幹事潘文瀚撰文〈標準工時 全世界得 唯獨香港唔得？〉指出，當初政府提出最低工資時，自由黨也曾說過，如果將最低工資訂為28元，估計將有4.6萬人失業，但結果實施後失業率不升反降，反映商界為阻止勞工權益法例，往往誇大負面影響，認為在標準工時立法中，商界也故技重施。他指出，長工時並不一定代表有更好的生產力，他引述韓國例子指出，訂立標準工時後，韓國在過去10年工時不斷下降，但經濟表現卻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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