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文學﹕「本土」的重量
【明報專訊】「本土」成為近年最曖昧的名詞。不少朋友在閒談之間，如果舌尖一觸及「本土」兩個字，身體的毛孔便敏感起來，急不及待為自己的本土立場加上註腳，說明自己的觀點，以免混淆。近年香港政治環境複雜，「本土」一詞增添了更激進的解讀，文字的意義隨着時代而改變，這是正常的文化演變過程。
香港的「本土」從來都是多義的，試想想電影《十年》與彭浩翔導演的電影，同樣都是以「本土」掛帥，但兩者的本土性絕對是面向不同的方位。在這熱烘烘的討論中， 我想以自己曾參與的兩齣紀錄片作品為例，加入論壇，目的是把「本土」的解讀帶進時光隧道，引入歷史的層面，增加「本土」的重量。
劉以鬯的紀錄片《1918》和也斯的紀錄片《東西》，巧合地與《十年》同時間放映，這是有趣的對讀經驗。如果《十年》是此時此刻對香港「本土」的一種定義，那麼《1918》和《東西》讓我們看到「本土」的歷史——從戰後1950年代到回歸後初期的足迹。三種「本土」有着關連，在亂世的步伐中，這種歷史的理解更為重要。
劉以鬯年代 「本土」帶有內地回憶
我們一般稱劉以鬯的年代為「南來文化」，不少文人、電影人和藝術家在1950年代從中國大陸走難來到香港，逃避共產黨的統治。這批南來文化人初來香港的時候，一般不喜歡這個殖民地城市。如果以劉以鬯作為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他是逐步融入香港文化的，尤其是在1970年代的轉變更為清晰。從他的小說《對倒》、《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和《鏡子裡的鏡子》等，我們都可以看到香港是小說的主角之一。劉以鬯那一代的「本土」是帶着內地的回憶，經過香港的生活而慢慢形成的，有排斥，有融合。
也斯西西年代 「本土」帶有香港文化身分
也斯和西西那一代是本土意識的開始，一般被稱為戰後第一代本土文學作家。他們的「本土」有什麼特色？他們在香港接受殖民地教育成長，生活於一個都市化的香港，對這城市有感情。正因為對香港濃厚的情感，他們對香港有批判，有反思，絕不是簡單的「我愛香港」口號式的濫情。他們的創作，既受中國文學的影響，同時受到大量外國文學藝術的啟發，而在糅合的過程中，衍生了香港文化身分的特色。
我記得，有學者前輩曾經對我說過，也斯談香港文化身分本身就是政治。是嗎？我當時沒有好好的回應。現在仔細的想一下，確是每一個年代的藝術家都有他們呈現「政治」的方法，有時是直接的，有時是間接的。《十年》的本土性是衍生於政治動盪的語境中，無論你喜歡不喜歡，同意不同意電影的內容，你必須正視電影所產生的社會文化語境。有別於過去，因為我們正面對不同的時代。
上一代的朋友，可能要接受「本土」的改變，而年輕的朋友，可能要明白「本土」的歷史。真正的討論是建基於知識和感情的，而我還是相信人與人是可以溝通的，如果我們真心的願意……
圖：資料圖片
文：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任 黃淑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