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北京市現有15萬名拾荒者，他們分為多個「幫派」，好像武俠小說裏的丐幫，進駐到市內的垃圾場，人均月收入甚至比公務員高出7倍。由於在北京拾荒成暴發致富之路，不同幫派為獨霸垃圾山，幾乎打架事件無日無之。
報道引述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指，這15萬名拾荒者，分成多個「幫派」，分布在北京80多個地方。他們大多以同鄉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區域。
多年來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的王維平稱，80年代起，四川巴中人最早到北京，開始拾荒淘金，他們當時人均月收入高達1,500元人民幣，而他當時的收入只有200多元。同時，每人每月更要向「幫主」上繳500元。
在北京拾荒可一夜暴富消息傳開，全國各地的人都湧至加入垃圾場拾荒大軍，人數一度多達15萬。然而，隨着愈來愈多人來到垃圾場搶掠，各個幫派之間的競爭愈加激烈，幾乎每天都有打鬥事件發生。
1月最後一天的晚上9時，北京室外溫度為攝氏零下9度。在某大型商場門口，一個佝僂的身影趴在垃圾桶上，努力地摸索着裏面的雜物。不一會兒，幾個可樂瓶、幾張廢紙就被挑出來，分別裝進她身後的蛇皮袋中。周圍是十幾個裹着羽絨服的年輕男女，他們正說笑着等紅燈。
這個身影屬於62歲的張明霞，一個在北京拾荒20多年的老人。在這20多年間，白天的北京，基本不屬於她，環衛工人、保潔公司的工作人員，會定期清理垃圾桶，不讓張明霞等拾荒者染指。只有等這些「正規軍」下班後，她才從只有半人高的窩棚中走出來，開始一整夜的工作。
非但如此，即使在黑夜中，張明霞也要面對另外的力量。她不得不每月給所在區域的「老炮兒」上繳一部分費用，否則，她很難在此地立足。即使這樣，她收來的廢品也常常被人偷走，也時常在翻垃圾桶時，遭到其他拾荒者的襲擊。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多年來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據他調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戰軍」足足有15萬人，分成多個「幫派」，分佈在京城80多個地方。他們大多以「同鄉」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區域。
張明霞等拾荒者，就在「正規軍」和「野戰軍」的夾縫中艱難生存。
很多人拖家帶口，進駐到各個城市的垃圾場，複製着暴富的發財之路。
張明霞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個人從湖南老家跑到北京「撿破爛兒」的。剛來北京時，因為租不起房，她找到一處城中村，用碎磚頭和舊油氈，靠着別人房子的牆根搭了一個窩棚。這麼多年，她一直居住在那裏。
從一開始，張明霞就捲入這個拾荒者的「江湖」。
城中村裏的幾十戶家庭，大都是收購廢品的河南人。雖然已做鄰居20多年，但張明霞跟他們的交流並不多。
「他們也不叫我名字，就喊我『蠻子』。」張明霞穿着一身撿來的舊棉衣，遠處車燈照過來，能看到她的手龜裂出一道道傷口，裏面沾滿了黑色的污垢。她擤把鼻涕，紅着眼睛回憶：「有時一個瓶子扔過來，我想去撿，他們就從背後使勁拍我，說要打死我。」
有時她一覺醒來，屋子裏整袋的塑料瓶就不見了蹤影。面對這些無奈，張明霞大多會默不做聲，「我不跟人吵架，也不能惹麻煩」。
這個老人並不知道，那時的北京的拾荒者「幫派」，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激烈的爭鬥。她所經歷的，不過是最平淡的一種。
據王維平介紹，最先進入北京「撿破爛兒」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個四川巴中(原達州地區巴中市)人拿着政府部門開的「條子」來到他的辦公室，說「想進垃圾場撿垃圾」。
當時王維平在市環衛局負責北京垃圾場的管理工作，「收集、運輸、處理整個流程下來，一噸垃圾需要157元，既費錢又費事」。碰到有人自願上門撿垃圾，他當即答應。「他們撿得愈多愈好，我們就省事兒了。」
獲得同意後，這個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帶着家鄉弟兄湧進了北京一處垃圾場。幾乎在一夜之間，1000多畝的垃圾場圍牆邊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窩棚，500多人開始在那裏生活。
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撿出」1500元，成了當時的高收入階層。而當時王維平一個月的工資也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當然地成了這500人的「把頭」，他們每人每月要向他上繳500元的份子錢，這是來北京前，在老家當小學教師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時他一年的工資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傳開，散發着惡臭的垃圾場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餑餑，吸引愈來愈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隊伍中。當時只有47萬戶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萬人散佈在全國各個城市以撿垃圾為生。到上世紀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內蒙古、江蘇等省份的人，也開始拖家帶口地駐進垃圾場，夢想複製巴中人的發財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敗後，被鄰居拉到北京「撿破爛兒」的。
「那時在家做生意欠了27萬元，到北京撿4年破爛就還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說。他的身後，是上下兩層堆滿塑料瓶的廢品倉庫。經過20多年的打拚，如今他已經成為一個廢品收購站的老闆。
像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他們在散發着惡臭的垃圾場，淘到了金子。
各幫派都設自己的「飛虎隊」
自從巴中人進入北京的垃圾市場後，與北京垃圾業相關的一切，看起來都蒸蒸日上。不過，始料不及的是，與拾荒隊伍一起膨脹起來的，還有行業內的惡性競爭。
「從前，打架、械鬥幾乎是家常便飯。」王維平攤開手比畫出一個圓形，「就這麼大的地盤，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佔點，互相擠壓。」
老秦還記得，當時為了搶首鋼附近的一片垃圾場，「來了幾卡車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這種局面下，每個幫派都設立了「飛虎隊」。他們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輕人。王維平說，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龐大的群體已經成為北京治安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迴避這個「江湖」，他們大多呈「原子型」分佈，與外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聯繫。張明霞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她沒有找湖南幫派，也沒有經歷過那些血雨腥風，她也因此無法進入垃圾場撿「寶貝」，只能年復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維持生計。
1997年，北京的拾荒隊伍已經擴大到了8.2萬人。這時，有關部門向王維平透露了一個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撿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搶，污水井蓋兒、綠地護欄、變壓器，甚至地鐵的電纜都給你鉸了。」王維平說。
為了緩解這種愈來愈混亂的局面，王維平憑借自己的「三把刀」，最終促成北京10多個拾荒幫派坐到一起，商議解決方案。
「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幫」有5.7萬人，負責撿垃圾；「河南幫」1.7萬人負責收廢品；「河北幫」1萬人，負責在四環外接應，城裏收來的廢品運到這裏進行分類回收，再賣給產業下遊的廢品加工商；「江蘇幫」人數最少，只有1700人，他們負責回收地溝油。
這場「會議」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使今天，一些「幫派」仍沿着當初劃分的老路繼續前行。
就在這場「會議」後，河南人老秦買了一輛小貨車，開始在天壇附近的胡同裏定點收購廢品。這時，每個月除了給胡同裏的「老炮兒」上繳3000元外，他還能淨賺上萬元。
如今，老秦已經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廢品收購中心。那裏聚集了200多家廢品收購商，其中140多家的老闆是他的同鄉，河南固始縣人。
當時曾經出現在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等媒體上的「京城破爛王」，如今幾乎消失在公眾視野中。
那次會議以後，昔日的「把頭」杜茂洲也在2001年創辦了廢品回收公司，統領着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雲5個區垃圾填埋場的廢品資源。4年後，被譽為「京城破爛王」的杜茂洲對着電視鏡頭意氣風發地說：「北京遍地是寶，只要你肯彎腰。」
只是，這個當時曾經出現在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等多家媒體上的「京城破爛王」，如今幾乎在公眾視野中消失了。10年前全市有1000多個未被治理的垃圾填埋場，到今年也僅剩76個。昔日依靠垃圾場生存的杜茂洲，現在卻因為垃圾場不再允許拾荒者進入而無處可去。他2006年在大興區投資的塑料加工廠，後來被作為「低端業態」被取締。
和杜茂洲一起消失的，還有當年5.7萬人的「四川幫」拾荒大軍。他們逐漸被河南人取代，只不過這些新的拾荒者也只能沿着大街翻垃圾桶，或者在建築工地撿廢棄建材了。
「2009年時全北京有15萬拾荒者，2014年已經減少到了10萬人。」王維平擔憂拾荒隊伍的萎縮將導致北京垃圾處理不堪重負，「北京每年生產700萬噸垃圾，此外，這些拾荒者能夠回收700萬噸，現在廢品集散場一刀切地關閉，當然是不合理的。」
面對這種局面，有人提出建更多垃圾處理廠，提高垃圾處理能力。王維平卻認為這樣的對策不切實際。「北京沒地了。建一個垃圾廠最少得花3年的時間，而且建誰家門口都不願意。」在王維平看來，北京面臨着另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現在的垃圾處理廠只能對垃圾進行粗揀，遠沒有人工分揀精細。
不僅如此，由於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塑料價格也跟着大降。他說：「去年這種塑料一公斤能賣到5.8元，今年才賣到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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