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民調﹕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1993年起定期調查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最近一次在2015年12月，信心淨值(正面比率減負面比率)有6.7百分點。市民對一國兩制「最有信心」(淨值最高)的一次是2008年4月，達60.8百分點；最低的一次是2014年9月，淨值負18.7百分點。

而「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民調亦同期進行，市民對香港前途信心最低的一次出現在2003年4月，淨值為負15.2百分點；最高在1997年9月，淨值有79.8百分點；2015年12月的民調中，信心淨值為3.6百分點。

◆一國兩制信心危機的影響

立法會選舉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今日香港社會形成一種恐懼的氛圍，當李波失蹤案出現，立即觸動了大家已經如箭在弦的神經，憂心「一國兩制」的底線守不住。2016年先後有2月尾立法會新界東補選、9月立法會選舉，以及12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他認為這種恐懼，大有可能在選舉中進一步發酵，發揮左右政局的作用。

對外商產生極大震撼

蔡子強認為，很多外商因為節省成本和開拓市場的關係，在內地設廠或銷售點，但仍然會選擇把總部留在香港，因為他們對香港的法制有信心，認為可以為他們提供足夠的人身安全和人權保障，而非像在內地般，一旦惹上官非便無所適從，甚至求助無門。李波失蹤案對外商帶來很大心理震撼，原來在內地惹上官非，就算身在香港，也可能會被挾持回內地，讓外商不得不重新考慮，在香港是否真的絕對安全。

對台灣的影響

時事評論員吳志森表示，回歸未到20年，香港已面目全非，一國兩制殘缺不存，「港人治港」變成大陸對香港的全面管治。銅鑼灣書店負責人相繼「被失蹤」，但當局只有拙劣的解釋，無論香港人和台灣人都看得膽戰心驚。他稱，「太陽花運動」期間出現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警示，成為2016年台灣總統選舉的宣傳。國民黨慘敗，是過分擁抱大陸的惡果，當台灣人看到香港今天「急速沉淪的慘狀」，「遠離中國」應是台灣民眾唯一的選項。

◆特首述職 平起平坐變靠邊坐

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每年須上京述職。1997至2014年，特首與國家領導人會面時，兩人的座位安排都採並排式或會見外賓的「平起平坐」格局。2015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聽特首梁振英述職，但兩人座位安排改為習近平坐在正中「主席位」，梁振英坐在一旁。總理李克強在聽取梁振英匯報工作時，座位採同樣安排。

國務院港澳辦解釋是要更好體現憲法和《基本法》關於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之規定，以及行政長官(特區及特區政府首長)向中央負責的要求，新座位安排更加規範和莊重。

習近平於會面中特別提到近年一國兩制「實踐出現新情�G」，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有兩點堅持：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座位安排和習近平的言論引起社會議論。

回應與解讀﹕

特首﹕有人不跟基本法

梁振英表示，習口中的「新情�G」是指政改過程中，有人沒有跟從基本法的規定，亦不想跟從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定。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習的言論是回應近年有人不斷挑戰中央權威，質疑中央不尊重一國兩制。他說中央不願見到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出現偏差，如政改期間有人拒絕人大「8．31決定」，出現將中國與香港對立的本土、港獨思潮等情�G。

展「一國」大於「兩制」

對於座位安排變化，劉兆佳稱是明確點出中央與特首是「領導和被領導」關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在政改討論期間，中央已刻意強調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加上社會出現本土思維、政改討論時有人忽略「一國」，中央要明確表明制度規定，重申中央在香港重大事務上有決定性地位。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認為，這樣的座位安排，更重要的是要向各界展示「一國」大於「兩制」。

貶低香港地位

公民黨梁家傑表示，作為港人看到這場面有不悅，認為有貶低之意。從積極正面方向看，習的言論表明中央終於面對香港近年出現對一國兩制的爭議。

◆港人誤解一國兩制？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屠海鳴2015年12月撰文稱，「一國」與「兩制」從來就不是平起平坐關係，港人先要弄清楚3個《基本法》所規定的關係：

1. 香港與國家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政治制度上與內地省市自治區不同，但並不意味高人一等，因香港一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

儘管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權，但涉及國防、外交等重大問題，特區政府須無條件服從中央政府，兩者是從屬關係。

3. 特首與國家領導人

兩者是上下級關係。特首由國家領導人簽發任命書，任職宣誓效忠憲法和基本法；在任職儀式上，由國家領導人監誓，每年須向中央政府述職，國家領導人聽取工作匯報並做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