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大營救重任的是在香港的東江抗日游擊隊，包括於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子弟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當時為營救這些文化名人，游擊隊開闢了陸路和海陸兩條通道，其中東線從九龍前往西貢然後乘船進入內地，轉入惠陽抗日根據地；西線從九龍到荃灣，越過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到達元朗，然後渡過深圳河，進入寶安抗日根據地。 游擊隊開闢陸海兩路返內地 1942年1月9日晚，茅盾、鄒韜奮等首批文化界人士開始從香港撤離到深圳的白石龍村。在此後的100餘天，千餘名滯港的抗日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及家眷、國際友人，在抗日游擊隊的護送下從香港神奇「蒸發」而無一人被捕。 白石龍村是他們從香港脫險後在內地游擊區停留的第一站。當年文化名人住在這裏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領導們招待大家吃了一頓燜狗肉，讓眾多文化名人高興異常，酒酣耳熱之際，何香凝還賦詩一首﹕「水盡糧空渡海豐，敢將勇氣抗時窮。時窮見節吾儕責，即死還留後世風。」柳亞子也賦詩道﹕「蘆中亡士氣猶嘩，一葉扁舟逐浪花。匝歲羈魂宋台石，連宵鄉夢洞庭茶。轟轟炮火懲倭寇，落落乾坤復漢家。挈婦將雛寧失計，紅妝季布更清華。」 為進一步保障大營救安全順利向東江上遊的廣東省龍川縣老隆鎮等大後方轉移，中共方面組織籌集資金，一是從國軍「惠龍師管區司令部」購買了數百張「難民證」，以供文化界名人路途盤查和過關卡使用：二是準備賄賂關卡頑軍之用。同時，負責此次大營救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黨支部書記連貫，利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爭取國民黨左派民主人士營救，還要求時任老隆區長兼電話所長的中共地下黨員黃用舒利用其特殊身分，與駐隆國軍和地方軍警拉攏關係，疏通關卡，為抵隆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能安全出入旅館以及轉移粵北韶關做好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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