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已故前總編輯布拉德利堅持揭露真相毋懼強權的風骨，堪稱為新聞界樹下優良典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兩名《華郵》水門醜聞名記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對於今時今日揭弊偵查報道能否再像40多年前那樣大顯神通，將腐敗濫權的總統扳倒，卻甚有保留。
不少人都將近年維基解密揭露華府外交電文，和斯諾登大爆美國國安局秘密監控全球通訊，與1971年《華郵》揭露美國國防部越戰機密文件和其後踢爆水門醜聞相提並論，認為斯諾登和維基解密都秉承了當年《華郵》揭露政府內幕真相的無畏無懼決心。可是在當前美國社會，偵查揭弊記者所要承受的壓力，明顯要比40年大得多。
無國界記者公布的2014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美國排名便大跌13位，降至第46位，比東歐羅馬尼亞更差(順帶一提，香港排名61，低過排第50位的台灣和59位的日本)。無國界記者直指，奧巴馬政府嚴厲對付斯諾登和向傳媒爆料的人，都令人對華府捍衛新聞自由的信心下跌。
今年5月，伯氏和伍氏在一次訪問中，就談到了斯諾登和偵查揭弊報道的未來。當年伯氏和伍氏全靠「深喉」(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費爾特)爆料，揭露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的濫權行為。在談到同樣扮演爆料人角色的斯諾登到底是「愛國者」還是「威脅國家安全」的人，伯氏認為根本就不應以「好人還是壞人」這種二分法的提問方式去理解斯諾登。伯氏認為斯諾登明顯違法，不是英雄，但同時亦認同他某程度上確是一名揭弊者，他的行動其實是一種公民抗命，儘管這亦意味斯諾登應當明白公民抗命的風險。相比下，伍氏的答案就較為簡單——「不知道」。他引用了布拉德利的口頭禪「真相必會水落石出」，認為不妨「放長雙眼」看看未來事態如何發展。
不過被問到換着今時今日，像兩人這般揭露總統濫權驚天大醜聞，是否仍能一如40年前那樣起到巨大政治威力時，兩人卻齊齊有所保留，原因是美國社會和政治環境在這40年間已起了巨變，變得高度兩極化。伯氏指出，當年讀者對獲得「最接近事情真相的版本」普遍仍感到興趣，但現在任何有關醜聞的資訊，都會迅即被放到意識形態的框框中，讀者們只對能夠強化其政治意識形態觀點的信息感興趣，「他們要的是彈藥，而非最接近事情真相的版本」。
伯氏的見解無疑是一矢中的，極具警世意義。在一個政治撕裂的兩極化社會，真相往往很容易被埋葬於意識形態中。人們輕則淡化又或對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立場的資訊視若無睹，重則根本否定事實的存在，認定自己那一套觀點是真理、對方那一套才是盲目的意識形態。伯氏的忠告，其實是在提醒世人，意識形態可以怎樣威脅到公眾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喪失追求真相的意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