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讀書和研究，就對「社會控制」的現象和討論著作很感興趣。所謂「社會控制」，是指一個政府對不欲的現象，特別是群眾性的行動，採取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將行動制止、壓制，以及轉化掉的方法。

而近代最著名的乃是1960至1970年代，由於社會變化，一整代的美國大學生和黑人青年起而抗爭，他們的抗爭持續了10多年。在學運及民權運動最激烈的時刻，美國人甚至認為美國已到了革命邊緣。後來各種美國特務機關的控制手段被揭露，人們終於發現，美國的軍警特在學運時，至少殺害了14名學生，其中又以1970年5月國民兵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開槍，一次殺了學生4人、傷8人最為嚴重；除此之外，當時聯邦調查局有個辦公室遭竊，將所獲的資料刊登，聯邦調查局有個COINTELPRO的計劃，其中的內容包括派遣特務滲入學生團體，找出有影響力的學運成員，用醜化、挑撥或向家長施壓，要他們退出運動；學運中的老師會被施壓解聘；會動員黑道出來鬧場破壞，會製造事端醜化運動；製造衝突，使學運走向激烈化；收買及施壓媒體，對運動加以扭曲等。當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塞爾(Kirkpatrick Sale)就寫了一大本《學生民主學社》，對學運作了全程的紀錄，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歷歷在目。

除了美國對學運的社會控制是個樣辦外，台灣的民主發展同樣也是一面鏡子。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非常坎坷，曾付出極大的代價﹕

台灣民主發展的一面鏡子

(一)台灣民主發展初期，國民黨為了壓制，許多人都被學校機關解聘，生活非常艱苦；另外有些人，例如寫《蔣經國傳》的江南(劉宜良)、旅美的反對領袖陳文成教授，以及台灣黨外運動領袖林義雄家人，都被奇怪的殺死。江南被殺案，因為是在美國殺人，後來被美國偵破，才發現原來是台灣的軍情局利用黑道幫派「竹聯幫」，派殺手到美國去政治暗殺。江南案因為是在美國殺人，才得以偵破；至於陳文成案和林義雄家人案，因為是在台灣殺人，當然殺了也就殺了，成了永遠的懸案。但由江南案，至少已顯示國民黨和台灣的外省人幫派的密切關係。太陽花學運時，「竹聯幫」大老白狼就站出來挺國民黨，去鬧學運的場。因此有人遂說國民黨在台灣是「黑白共治」。

(二)台灣在黨外正式發展之初，只要反對派每次集會，國民黨都會派人去鬧場對罵，其目的是要藉�茬o種挑釁式的對罵，來造成反對派只會和人對罵，沒有水準的印象。當年台灣就有一群所謂的「疾風集團」，就專門負責鬧場。

一個政府再狠，也敵不過民心

(三)國民黨文宣部門，製造出一些「小市民的心聲」和「南海血書」之類的文件，表示小市民只想安穩的過日子，反對派會影響安定、影響到市民的生活；甚至會造成動亂，使台灣像越南陷共、人們漂流南海一樣。國民黨的文宣，把爭民主說成是洪水猛獸，也企圖製造「只要安穩過日子，不要民主動亂」的輿論。

(四)最後是國民黨炮製出高雄事件，在反對派集會時，大舉動員憲警，製造衝突，然後大逮捕和軍法大審，台灣的民主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捕。

不過，國民黨為了鎮壓民主運動，雖然使盡一切手段，但愈鎮壓，人民的憤怒反抗日甚，最後黨外人士宣布組黨，國民黨已不敢繼續壓制。但正因為國民黨過去曾長期的政治逼害，那些冤仇至今仍然存在。這也顯示出，一個政府最好不要壓制人民的民主要求，一旦流過血、抓過人，人民的民主呼聲，就會轉變成憤怒和憤恨，一旦有了憤恨，國家的團結和認同，就會嚴重受創。一個政府再狠，也敵不過人民的民心。

因此，香港的大學生和市民發起爭普選的運動，這是香港人正當的權利，如果北京領導人有足夠的智慧，香港如果真普選，一定會替中國加分不少。但可惜的，北京及港府卻把真普選看成是洪水猛獸，甚至動員出了可能是黑道的勢力，「以人民對人民」的方式意圖壓制，甚至引發衝突和流血。縱使身在台灣，當我知道事態已往這個方向發展，我也覺得悲傷。香港的情勢，根本沒有必要走到這個地步。

最近我在台灣發表了文章，我就特別引用了18世紀英國思想家暨政治家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75年3月22日在英國國會演講時所說的「大帝國要有大心眼」。當時美利堅殖民地為了印花稅問題已開始反抗，英國則開始壓制。柏克等反對壓制，他認為英國既然是個大帝國，心胸就要大，應作出具有偉大內涵的事，因此他反對壓制，認為要尊重美利堅民意。他指出﹕「大帝國和小心眼乃是並存的病。」可惜的是，他和許多人的精闢見解並沒有發生作用，所以事情愈鬧愈大，1776年美利堅人民終於通過「獨立宣言」。美利堅問題雖然已不能回頭，但柏克所說的大帝國不能小心眼，卻成了世界名言。

今天的中國無疑是個新興的大帝國。此刻的中國最需要的是改變以前那種防衛心態，心胸變大，尊重不同的意見，創造新的偉大精神和作法。因此我相信，如果北京能在香港真普選問題上作出歷史性的妥協，北京一定會獲得全世界的尊敬，北京就會成為最大的贏家！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