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生：漂流港青寫故里 既是城市也是鄉土
【明報專訊】蘇朗欣形容自己討厭讀書，轉念一想，又補充，她並不是討厭汲取知識，而是無法接受在課時固定的校園環境裏上課，這讓她很不自在。於是中五時，由於學校不容許她退掉選修科，蘇朗欣決定退學，轉讀夜校，但她依舊討厭那個教室的場景：「心情好的話，我就會(到夜校課室)拍卡簽到，然後溜到圖書館看書，心情不好就直接逃課，卡也不拍。」
愛寫作不愛讀書 獲資助出版成書
逃課不是為了叛逆，只是想這樣做，對蘇朗欣來說，創作也是想做就做的事，是她恰好擁有的謀生技能，起初當然是出於對文字的喜愛，但放置的心力和時間漸多，就變成一項無法輕易割捨的投資，否則就會虧本。《水葬》的前身是幾篇有關新界東北的短篇小說，為了獲得出版經費，蘇朗欣參加了2018年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的創作夏令營，這幾篇小說的雛形被導師批評為「只係一啲好似小說嘅嘢」，令她頗為失落，於是用兩晚構思了《水葬》的故事，最終獲得了基金會資助，得以出版成書。
小說斷斷續續寫了兩年，支撐蘇朗欣完成作品的，固然源於對這個故事的喜愛，更是因為：「資助的錢已經領了，無論如何都要寫完。」
《水葬》以多年前一宗發生在新界的無頭女屍案作藍本，以男女主角葉生與夫人各自的家庭故事，牽引出土地發展議題，以及圍繞其中的人性陰暗。一些評論視《水葬》為時代隱喻，寫政治，也寫歷史，但蘇朗欣更願意稱之為愛情故事，比起政局權勢，她更想聚焦一對戀人、一個家庭，甚至只是單純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壓迫和權力利害。她認為文學作品來來去去，描述的其實都是相同的人性，相同的事情，時代背景只是故事的變數，也因為所處的時空不同，人物的選擇亦有差異，當下的我們才有繼續書寫的意義。因此，她的小說從來都不強求反映政治，寫得精彩好看，才是重點。在《水葬》正式出版前，蘇朗欣發表了幾篇與社會運動相關的短篇小說，引來不少討論，例如〈蒜泥白肉〉寫一個「藍絲」母親與被控告暴動罪的兒子；〈水與灰燼〉寫理大圍城事件，都探討了在相異的政治光譜下，親密關係的雙方要如何自處。有人問蘇朗欣，她在作品中對持建制立場的人物，到底是同情還是批判，但她每次都堅拒評論，「小說的目的是呈現，你的立場不同，從中看的東西就會不同」。
「炒散」經歷開拓眼界
說回那幾篇「好似小說嘅嘢」，蘇朗欣如今回看舊作，當然自覺不足，但這也讓她思考：到底什麼才是小說，或者說，怎樣的作品才算是那名導師心中的文學小說呢。在逃掉夜校課堂、溜到圖書館看書的日子裏，蘇朗欣更愛讀流行小說或作品，包括日本輕小說和各類風格的漫畫──如果現在有半小時的空閒，在閱讀文學小說和連看8集《天竺鼠車車》動畫之間，她毫不猶豫選擇了後者。
除了中學時偶然翻到的劉以鬯，蘇朗欣甚少閱讀香港文學作品，她更喜愛外國的小說，例如美國作家沙林傑(J.D. Salinger，《麥田捕手》作者)、日本的推理小說。直至大學時取得第一項文學獎，蘇朗欣仍然不能篤定「好似小說嘅嘢」與真正小說的差別，「大概是對人物心理描寫得深入些吧」。
雖然中五時選擇退學，在夜校也不見得專注課業，但蘇朗欣仍憑着努力自修，以24分的文憑試成績，考進了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原因是「當時覺得入不了大學，人生就玩完」。然而畢業後進入社會，又是另一番面貌，她幾乎沒有做過一份全職工作，以各類兼職「炒散」維持生計，當過藝術行政、收銀員、展覽工作人員、拍賣行等等。她解釋，一來兼職比全職自在(但她強調前提是起碼要能養活自己)，二來這些五花八門的工作，都能豐富生活經驗，成為小說的素材，這些都是無法透過資料蒐集獲取的。蘇朗欣分享最使她震驚的工作見聞，是在拍賣行工作時，有同事把外賣的鹹魚肉餅飯，倒進估價60萬的青花瓷碗展品裏，捧起來進餐，吃完後把碗清洗，瀝乾，放回原位，「更荒謬的是過了不久，青花瓷碗的主人和一個買家前來檢查，完全沒有發現不對路」。
思鄉眷戀成創作重要的母題
26歲，仍在遷移──蘇朗欣在作者簡介中這樣寫道。2019年頭她以工作假期的形式，到了日本，居住了近半年；2020年的秋天，她又來到了台灣，不斷移動的過程中總是會想到香港。起初她以為東華大學在台北，獲取錄後才知道是在東部的花蓮，接着又以為花蓮在九份附近。親身抵達，一切都不如預期想像。
在花蓮生活，需要適應的事情很多，包括提着大包小包的垃圾追趕街上的垃圾車、晚上8點關門的餐廳、一個小時才有一班通往市區的交通工具，這些難以適應的事情都使她煩躁。從花蓮往台北需要坐近3小時的火車，但這半年間蘇朗欣到了台北3次，原因之一是那座城市聳立高樓，是台灣比較像香港的地方，但總是差一點。
蘇朗欣在散文〈歸程待啟〉中，提到指導教授對她講的一段話：「雖然不是鄉下農村那種鄉土，但香港就是你的鄉土，是你的故里，你人在台灣但心放在香港對不對，你會繼續寫她，這是一個很大的母題。」
像她寫《水葬》，選擇以新界東北為題，既是因為想寫土地議題，也是因為從新聞接觸到，地產商和有權勢的原居民在買賣土地時，各種逼遷的污穢手段，使她感到有書寫下來的必要。而說到底，也就是因為：不服。
// 最令人無能為力的是，不論個人的絕望對世界而言如何不必要，它都是非常真實，不可忽視的，它是扎在體內的一根刺，細得無法拔除，又隱隱作痛。//—— 蘇朗欣《水葬》
文、圖：韓祺疇
[語文同樂 第4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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