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根據統計處數字，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每年已有逾千萬人次經陸路出入境(見表)。1980年代初在羅湖管制站工作的前入境事務主任尹兆峰記得，其時往來關口者眾，最矚目是「擔挑黨」——把日用品大包大包運到內地的人，不乏來港住滿一年後可回內地探親的女士，她們「較時髦」，穿高跟鞋但挑「擔挑」，「腳下一失或一個轉身，擔挑打到人人喊痛」。

難忘回鄉女士穿高跟鞋挑擔挑

尹兆峰1980年考入「人民入境事務處」，初任署理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守的是羅湖及紅磡管制站，「那時候兩個管制站屬同一部門，經常互調」。他說，改革開放之初，進入內地的大多是旅客，有不少持外國護照的外籍人士，後期才多了商人，「有經常過關面熟的，或在回港證中有多個蓋章，都是往來經商的」。他說其時港方有政治部人員審查過境旅客，「我們自己也有『簿仔』要『對人名』」，故耗時檢查，櫃位前往往排滿人龍，「1982年前尚未有臨時大樓(出入境管制站大樓)，都在火車路軌旁檢查」。

方言聽不明 逐個入境客找幫手

其後，愈來愈多人持單程證來港，羅湖口岸是唯一替他們辦理手續的地方。尹兆峰最記得辦公室除擠滿入境的人外，更充斥梅菜、鹹魚等異味，還有操各種方言的旅客，往往「雞同鴨講」，但要找翻譯又往哪�塈銦H「都是問其他入境客『識唔識潮州話？幫幫手。但潮州話又分好多種，要逐個客問。」他說總的印象是：「中國客好單純，常常盯?電視機，把我們當做官，好尊重。」不過也有例外的，例如不被允許入境但又拒絕離開者，入境處人員迫不得已，便用「懵仔氈」(披上後不能動彈)押回去，「他們一見公安便好乖，立刻聽話，只是對我們才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