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煒和，小學作文「我的志願」是要做科學家，結果科學家做不成，神推鬼哄當上腦神經科醫生。面對中年危機，開始投入科普寫作，希望一圓兒時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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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讀過一篇講述警隊士氣問題的文章，年輕警員入職時都充滿使命感，立志效法《潛行狙擊》、《廉政行動組》、《刑事偵緝檔案》的主角，儆惡懲奸，保護市民。當上警察後，方知道理想和現實完全是兩回事，原來香港警隊最主要的職務是在假日被派駐維園、政總或中聯辦神聖的花槽，上頭一聲令下，便要上演《遊行狙擊》、《清場行動組》和《胡椒噴霧檔案》，不管閣下長得多像任達華或謝天華，在社運人士及記者眼中，你只會是西環麾下的特區政府的爪牙、阻礙香港民主進程的幫兇。
這份無奈與苦惱，醫學界的新紮師兄絕對有同感。
醫學院面試的標準問題是：「你為何選讀醫科？」準醫科生必定這樣答：「我的抱負是懸壺濟世，幫助受病魔折磨的貧苦大眾，得閒還會去非洲拯救瀕臨餓死的病童。」又或者：「小時候，我一位至親因X癌去世，自此我便立志行醫，研究如何戰勝癌症，造福人類。」─老套到嚇得死人！但類似台詞任何一位醫生年輕時（包括筆者）也曾經說過；畢業後，大家才發現做醫生原來有另一套遊戲規則。
政府醫院工作量之繁重毋須多作着墨。人的體力與精力始終有個極限，不預留一點空間給自己坐下吃餐飯、如個廁、甚至是喘口氣，很快便會burnout─假如閣下撞正目光呆滯、話也不說多句的主診醫生，請高抬貴手，不要投訴他態度欠佳，那人其實正處於疲乏崩潰的臨界。暫且把貧苦大眾、非洲病童、造福人類等等放在第二線，先拯救自己，也不算太過分吧。
再者，香港人對醫生的信任及認同已今非昔比，前者執着於知情權、自決權和問責權，為了應付患者及家屬的訴求，醫生都採用了自衞型醫療模式（Defensive Medicine），以求明哲保身。大勢所趨，醫患互信已變得irrelevant，取而代之是醫患互相猜疑博弈。各位胸懷大志的同學，請做好心理準備面對現實，或者索性不要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