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香港老兵目擊大屠殺
日軍攻入醫院姦殺護士 毀屍滅迹
【明報記者陳志強報導】今年是香港保衛戰的75周年，一位隱居在溫哥華的保衛戰親歷者特別拿出被關押在戰俘營時的紀念品，公開展示，好讓世人不要忘懷當年香港人所經歷的苦難以及所作出的犧牲。他本人親眼目睹聖士提反大屠殺(St. Stephen's College massacre)之後的慘狀，可能是為數不多，仍然在世的目擊證人。讓他的經歷與故事，更形珍貴。
今年已經是94歲，在戰爭中死裏逃生，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的翟寶田醫生，選擇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在這裏安度晚年。他是少數仍然在世，曾經親身經歷過香港保衛戰的人。
1941年12月8日，緊隨對美國珍珠港的偷襲，日軍飛機轟炸香港啟德機場，地面部隊跨越深圳河，攻入新界，香港保衛戰正式打響。
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的翟寶田，在日軍入侵時，只有16、17歲。由於爸爸的關係，他加入了香港聖約翰救傷隊(St. John Ambulance)。其實在戰爭開打之前，聖約翰救傷隊已經開始演練戰時任務，並分成兩支隊伍，一部分負責民防，一部分負責軍事。翟寶田被分配入軍事支隊，派往柴灣山上的Fort Collison砲台駐守。但日軍正是在柴灣登陸，香港守軍雖然奮起抵抗，但力量懸殊，節節敗退。
翟寶田所屬部隊不得不翻越山嶺，徒步往石澳、大浪灣方向撤退。軍情緊急，部隊向每一個救傷隊員派發手榴彈。但翟寶田不會用，沒有拿。
撤退期間，他在路過一個傷兵救護站時，剛好有一輛貨車沒有人開，已經懂得駕駛的翟寶田被委派駕駛貨車，將傷兵送往赤柱救治。
但翟寶田不知道野戰醫院設在赤柱的聖士提反書院，而是誤打誤撞的去了赤柱砲台(Stanley Fort)，豈料這一失誤，卻救了他一條性命。
戰爭開打了18天後，也就是1941年的12月25日，當時的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向日軍投降。
香港守軍投降翌日，翟寶田接受最後一個任務，跟隨英籍長官，乘坐一輛小吉普車，到聖士提反書院巡視，看看是否有未斷氣的人需要援手，怎料卻見到可怕的一幕。校內的戰地醫院看不到活人，而是百多具死屍。他看到的，都是被軍用刺刀捅入的傷口，有的死者被捅了多刀。除了軍人外，就是醫護人員，也被殺戮。
女護士死得更慘，她們的衣服都被脫光，翟寶田當時已經意識到她們死前遭受強暴。
根據戰後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以及戰犯法庭上所作出的供詞，日軍是在12月25日攻進聖士提反書院。先是殺害躺在牀上，沒有抵抗能力的傷兵。但是非戰鬥人員也未能倖免，日軍還殺害醫護人員與校內教職員；刀刺槍擊以外，還發生挖眼珠、割舌頭、肢解等暴行。醫院內華洋女護士都遭到強姦，個別先姦後殺。
去錯地點 錯有錯着 逃過一劫
翟寶田說當時年紀還小，但意識到假若自己根據上級指示，去了聖士提反書院，自己也成為屠戮的對象。
日軍其後將大屠殺受害人的遺體火化，毀屍滅迹。翟寶田是少數目擊證人。
停戰後，翟寶田與其他戰俘一道，被日軍押解往北角的一個臨時戰俘營。該戰俘營原本是難民營，衛生條件十分的差，只能睡在地上，隨處是蟲子跳蚤。關了三個月後，又被轉往深水埗戰俘營。深水埗戰俘營原是英軍營房，條件比北角好。可是香港淪陷後，缺乏燃料，深水埗營房的門窗木框都被拆走當柴燒。缺乏門窗，格外寒冷。他與另一名營友各自搶到一條毛氈，但不夠用。只能一張毛氈鋪在下面當牀墊，另一張毛氈蓋在身上，兩人背對背保溫取暖，度過一個晚上。
由於他中國人的族裔，以及非戰鬥人員的身分，他在戰俘營中關了一年之後便獲釋。
翟寶田隸屬的隊伍有9名華人獲釋；但英籍長官Mr. Potter卻被日本人槍斃。
一些曾經參戰的華裔義勇軍，繼續被羈押。翟寶田聽說部分人被轉移到日本勞役，但運載的日本船被美國的潛艇以魚雷擊沉，全部葬身大海。
翟寶田離開深水埗戰俘營時，先是在太子道的一家醫院做隔離檢疫，百多名一起共患難的營友在離開時集體在一條手帕上簽名留念。事隔大半個世紀，成為這段艱難歲月的見證物。為了不讓世人忘懷香港所經歷過的苦難，翟寶田特別借出這條手帕作公開展覽。加拿大華裔軍事博物館(Chinese Canadian Military Museum )將從10月5日開始，展出這項深具歷史意義的文物。
翟寶田原本以為就此遠離戰爭，安享太平，怎料命運弄人，最後還是捲入了另一場重大戰役。翟寶田1945年前往廣州修讀醫科，怎料卻因此捲入另一場戰爭，在1953年奔赴東北，為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傷兵進行救治。
他形容當時手術條件仍然艱鉅，施手術的醫生都未能戴上手套，就像白求恩(Norman Bethune)一樣，冒上感染的風險，從戰士們的身體掏出子彈頭與炸彈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