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計算基建開支除運用經濟學理論及風險模型等，原來還牽涉心理因素。200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Daniel Kahneman表示，一般人有「樂觀偏見」(Optimisim Bias)，即主觀地高估了「正成效」，卻低估「負成效」的可能性。這套理論獲得近日負責調查高鐵延誤的牛津教授Bent Flyvbjerg採用，他認為政府日後可在估算工程成本時把「樂觀偏見」因素計算在內，避免低估成本及高估成效，令工程估算更準確。

政府﹕需檢討評估開發方式

政府發言人承認，本港過去20年評估基建開支所用的方式，需要檢討及優化，又透露港府曾委託Bent Flyvbjerg研究工程估算方法。他建議政府毋須放棄現行做法，可同時採納「樂觀偏見」理論，雙管齊下令估計更準確，政府發言人稱會研究其建議。

政府發言人亦補充，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之前的工程造價估算，只是粗略的初步估算，工程其後往往須多次改動，預算亦因而須修改；又指當掌握更多及更新資料時，原先估算便需相應調整。

何時造價作標準 有爭議

但究竟計算超支應以政府最初估算造價，還是或以立法會批准的撥款作基準？Bent Flyvbjerg教授於200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調查全球運輸基建的超支情况時，明確把「決定興建時(time of decision to build)」的預算造價，作為基準計算超支幅度。他指出，此計法是國際標準，而且「決定興建時」的估算是否準確屬關鍵所在，能反映決策者推出基建是否基於準確資料。

引研究指政府傾向隱瞞風險

Ben Flyvbjerg在報告中指出，政府或會辯稱工程不同階段會有不同造價估算，愈後期愈準確，且工程規劃和進行期間，設計和內容或有改動，跟原本已不同，因此以「決定興建時」的預計成本作為基準計算超支幅度，並不公平。教授指過往研究均發現政府最初推出項目時，往往只披露部分工程內容和風險，忽視或隱瞞工程的地理風險、環境和安全考慮等因素，令工程超支風險估算「看起來」很低，務求工程更易獲得公眾支持，此「手段」名為「Salami Tac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