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千禧世代(一般指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出生者)面對重重經濟困境，有論者認為與現今社會在就業職位、住屋與個人責任的劇變有關。 資深企業記者霍布斯(Michael Hobbes)於《赫芬頓郵報》撰文稱，現有支持千禧世代比以往世代更獲厚待的證據不多，反而有不少客觀數字反映其面對的經濟負擔更沉重。例如美國金融服務公司Bankrate去年調查顯示，每10個美國人便有4人因正職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而要做兼職，而千禧世代有超過一半(51%)兼職。史丹福大學2016年公布的研究亦顯示，現今加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中，收入能超越父母者僅50%，相對1940年代出生者便有90%掙錢比父母多。國家金融指數指出，有53% 21至37歲的美國人因缺錢，自21歲起仍向父母、監護人或家人求取金援。 霍布斯稱，千禧世代面對社會的範式轉移，而導致經濟負擔沉重。其一是現有工作職位不少只是臨時工或合約工，而提供退休金、醫療福利等的職位較以往少得多。其二是住屋問題，由於高技術、高薪的職位集中在三藩市、芝加哥、紐約等大城市，而這些地區因房屋供應短絀，住屋成本高昂，即使能遷進當地、避免通勤麻煩，亦會令大部分薪金耗費於房屋上。其三是個人責任的轉移，政府漸不再提供醫療等福利，而部分僅餘的福利只有全職者才享有，例如薪俸稅減免等。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切蒂(Raj Chetty)指出，這些現象說明需要政策推動經濟增長，以改善各世代的生活水平，但他承認經濟流動與不平等成因複雜，涉及教育、房屋以至種族等問題，要變革並不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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