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新聞自由被視為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近年有民調反映本港新聞自由度不斷下跌、不少市民對媒體亦失去信心。回歸20年,本港的新聞界有幾多變化?未來的前景又如何?本報分別邀請早於港英時代就從事新聞工作的兩名資深傳媒人,分享他們的見解。
明報記者 楊康琪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在1993年來港工作,見證港英政府年代和回歸後本港新聞業界的轉變,他認為「香港回歸20年來,新聞自由仍是很充足」,因為「至少政府沒有來封你這家報紙、那家報紙」。他慨嘆香港新聞報道和評論質量不斷下降,歸咎傳媒極度商業化,只求搶眼和哄動效應,不追求質量;同時,極端政治化亦破壞了採訪環境。
至少政府沒有封報館
「以前港英是有的」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有關新聞自由的民調,以至無國界記者每年的數據(見下圖)都反映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每G愈下;無國界記者在2014年的報告中,更提及中央政府透過中聯辦等機構向香港傳媒施壓。不過,張國良覺得現時新聞自由仍是很充足,反指「以前港英封了這個報紙,封了那個報紙是有的了」。
張國良續說,覺得這20年來沒有發生明顯的干預新聞自由事件,「干預是一定要你做,你不做就會怎麼樣……我舉不出例子」。他說:「中聯辦的人,給你(傳媒)打個電話或者吃飯,說說他的意見,我覺得這個不能說是干預新聞自由。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情,任何人都是這樣,各方面都可以來講他的觀點,他有言論自由,但是你做不做你自己要去堅守。如果你自我審查、自我有壓力,那是你的事情,你不能怪別人。」
不過,近年有媒體被中資公司抽起廣告,透過財政壓力向這些媒體施壓,其中《am730》創辦人施永青在2014年曾公開表示,有中資機構暫停落廣告。張國良覺得「應該沒有」抽廣告施壓的做法,「我覺得每個機構投放廣告,應該有他的選擇權,不能說不給你廣告,他就封殺新聞自由。我以前在《文匯報》的時候,很多人都不給我廣告呀,是不是封殺新聞自由呀,這不是。《文匯報》當時,連中資廣告都拿不到」。
張國良慨嘆新聞報道和評論質素下跌,更覺得有濫用新聞自由的情G。張認為本地傳媒「極度商業化」,加上「極端政治化」、「政客偏激的言詞,好像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小報一樣,打來打去,不講真實性,政治吵架」,令報道質素下降。他舉例,覺得近年有傳媒把內地與香港文化的「小衝突」放大炒作,「兩個地方的文化肯定有衝突,應該把客觀的事實說清楚,你不能把小問題放大」。
指要從另一角度看李波事件
張國良亦提到李波事件,強調自己絕對反對內地公安到香港執法,相信中央政府也反對,但大家亦要從另一角度去看這事。他質疑李波並非有公信力的出版人,「李波是專門到內地收集路邊消息,然後拿來出版再到內地去賣……李波濫用新聞自由,造謠誹謗人身攻擊,那也是違背新聞道德」。
對於很多市民擔心23條立法會影響新聞自由,張國良反問「有什麼影響」,指《基本法》內亦有明文規定香港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這些自由跟23條是不矛盾的,「她(中央)想要干預你新聞自由,你23條不立又有什麼用,我廢了《基本法》都可以,它本來就是中央授權的」。張強調,23條一定要立,因為是《基本法》規定,「除非你想叛國,對不想叛國的人來說,這是很正常的(法例)」。
■張國良
現任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從事新聞工作50多年,在1993年來港,曾出任《文匯報》社長。在內地工作時曾在北京新華社當翻譯、編輯;1980年代初擔任《謔珖灡均n總編輯,90年代任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社長和香港分社社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