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聽之娛：我們與災難的距離——《焚城》
【明報專訊】今時今日，說起「災難」，大家會想起什麼？公關災難，言行失德，禍害也許相對個人；文化淪喪，經濟衰落，影響可能因人而異。百年一遇的天災，現在又彷彿時時聽到，雖總是突如其來，也不再是偶現乍遇。災難，總是這麼遠，那麼近，既個人，又公共；我們恐懼其來臨，又不得不習慣共存。
更貼近生活 真實可感的恐懼
在《明日之後》(2004)天災的之後，《明日戰記》(2022)凶兆的明日，觀眾還有什麼災難未「見識」過？現在拍災難片，不能再虛談空泛的概念、假想的未來，必須比任何時刻更貼近生活，麻痹的感官、傷疲的思緒才有所反應。
新片《焚城》想像的核輻射災劫，源起於政策失誤和奸商惡行，非常靠近我們的生活，而涉足的電影類型，全都是過往香港電影的成功劇目——消防隊員上下一心捨命救災，是自《十萬火急》(1997)至《救火英雄》(2014)拍得很熟練的故事模式；特區政府內部鬥嘴爭權臨危躊躇，則是《寒戰》(2012)系列和《赤道》(2015)開啟的本地政治驚慄想像。至於核輻射擴散，北區緊急疏散、傷員湧至醫院的恐慌情景，無疑取材自20年前SARS至不久前新冠的現實夢魘，而市民互相扶持、群眾讓路白車的美好景象，則喚起我們對人性光輝的記憶。由光影虛構到捕捉真實，《焚城》的成功之處，正是將我們經歷過的恐懼和緊張感，擷取投射到大銀幕上去。
當然，如果《焚城》只是倚賴呼喚昔日的恐懼，意義就不算太大了。電影的前瞻性，在於提醒我們核污染的威脅，在現代社會永遠如影隨形。香港人是幸運的，談到核子危機，既無大型核電廠事故陰霾，像《切爾諾貝爾：傷心的兒童》(Chernobyl，2019)的真實慘劇紀錄，或《真．哥斯拉》(Shin Godzilla，2016)隱喻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深層意識；也沒有核子彈的威脅，像前述《赤道》的核武器在城市中人們你爭我奪的情景，畢竟暫只存在於類型片中。
可是核子技術的應用，今天比任何時代都要廣泛，醫療應用、石油勘探，甚至道路建設，都有用上的機會。隨便一查，按維基百科的資料，建設道路時使用的「核水分/密度計用於確定土壤、瀝青和混凝土的密度。通常使用銫-137作為輻射源」，原來就跟我們的生活那麼接近。《焚城》的英文片名是Cesium Fallout，說的就是這銫-137的泄漏。
反思安逸背後潛伏的危機
根據監製江志強、何韻明的說法，《焚城》主創團隊是受到2016年一系列關於「有毒洋垃圾轉運」的真實報道啟發，才爆發出這個驚慄災難故事的念頭。香港是全球貨運的重要樞紐，吞吐量大，自由度高，設施便利，但正因如此，有些發達國家乘機將有毒電子垃圾轉運至香港，使香港淪為全球電子垃圾中轉站。這些廢料包含不少有害物質，其中更有像銫-137這類不易處理的核子廢料，隨時威脅我們的安全。
電影的危機想像固然有誇張之處，是天災(颱風襲至)、地勢(北區民居與各類垃圾場相隔不遠)、人禍(奸商暴斂、政策失誤)的結合，也是種種無法預料的現場意外的總和。但撇除戲劇效果，確實教人反思︰我們坐享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的安逸，其實香港的得天獨厚，背後仍有相應的災難可能。
年輕人喜歡看災難片，貪其刺激，愛其特效，但西方常見的龍捲風和大地震等題材，香港不易發生；喪屍變異之類，又慶幸只存在於幻想。可是假如香港真的發生大災難(希望不會！)，我們該逃往何處去？現實中，應按官方指示到指定公共設施如各區體育館避難(就像《焚城》中婆婆和孫女的做法)，但假如創作電影情節，有沒有像防空洞之類的神秘空間，可以發揮成生存大戰的舞台？恰巧《焚城》末段出現的地下水池，如沒看錯，應該就取景自這幾年吸引大量遊客參觀、在2021年6月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的「前深水埗配水庫」，這個有百年歷史，神秘而深闊，充滿古羅馬建築特色的壯觀空間，會否是適當的地方？
這自然是筆者漠視安全和可行性，只求電影的美觀性的想法，但也警醒了自己：倘若災難已來到了我們身邊，知識、謹慎、勇氣，才是遠離焚劫的標準裝備。
■陳廣隆：中文教師，影評人，「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著有《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
文：陳廣隆
圖：安樂影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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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同樂 第7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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