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曾任職記者的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表示，他於2000年後加入傳媒機構的中國組，參與在內地採訪有關六四的新聞，曾被跟蹤或搜身，形容每年六四前後是北京的敏感時期。他說，自中國近年推行「社會信用系統」後，加上人面識別等監控，採訪六四相關人物更困難。

呂秉權憶述，有一年採訪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前秘書鮑彤後，被守在其家門的國安搜身，要求交出錄影帶；而當趙紫陽2005年逝世時，他更長期24小時被跟蹤，要暫緩接觸六四相關人士的採訪安排，「但都是監視，總的來說沒有動武、拘捕，也偶爾有空間、機會讓我們接觸到相關人士」。

然而，呂說自中國內地去年實施「社會信用系統」後，把社區分成不同「網格」，每格由5人監控民眾，敏感人士所接觸的人、去的地方，都會化為數據轉予監控者，「例如一個不在鮑彤住處、不同網格的人，可能是記者，接觸他，系統馬上會通報監視者」，因而提高了採訪難度，加之有人面識別、步姿識別、網絡監控等輔助，堵塞了更多「監控漏洞」。呂秉權說：「現在記者更難『偷雞』採訪六四相關人士，以前可能一個林建誠(有線中國組前記者)試到那百密的一疏，現在可能10個林建誠也未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