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財政預算案將於下周三公布，「務實政黨」多關注如何「共享經濟成果」。香港過去慣常「派糖」推出一次過紓困措施，但早幾年坐擁高額盈餘卻沒加大經常開支，常常被罵「守財」，乃至現屆政府聲稱採用理財新哲學「投資未來」。不過想深一層倒不稀奇，傳統經濟觀本就不脫「守財」色彩。

不同於現代社會重視開拓與消費，傳統的經濟政策理想是荀子所謂「節用裕民」，以限制支出來積聚財富。古代盛世的背後，便常有輕徭薄賦支撐，以直接削減國家收入的方法還富於民。甚而歷史上省吃儉用的皇帝多獲讚譽，暴君則常帶有奢侈特性。

節用裕民 攸關風土

之所以強調「節用」，在於古代農業經濟最大信條就是「積穀防饑」，尚儉戒奢即是最大美德(《左傳》：「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秦諸子勢力較強的儒、墨、法皆提倡重農與儉約，成為中國長期施政方針。這源於氣候無常的風土——若沒有足夠儲備，很難抵禦自然災害，乃至同處季風區的中日韓均熱愛儲蓄。以往港府常強調節流以防止「結構性赤字」，似乎隱含這種基因。

雖然務實保守，古人也並非毫無投資未來的目光。理論上不論儒家「為民制產」還是法家「盡地力之教」，縱然最終目標不同(王道與耕戰)，政策目的都是打造永續農業體系；現實上眾多朝代均採取限制田地買賣甚或分田制度，歷代明君亦總有獎勵開墾與興修水利的功績，保障百姓及朝廷有穩定收入來源，也常設平抑物價措施救助農民免受商業所苦。

但這已是極限。古代營造大基建，總會惹來勞民傷財的批評，除了秦、隋的浩大工程，歷代要維持驛站這個重要設施，也因負擔太重常激起民怨，甚至利於耕作、後成秦統一助力的鄭國渠，本亦是間諜為耗秦國力而建造。因為在農業經濟下，籌集資源若無前代遺產就只能靠加稅加役，農民的勞力與收成被削弱，生計大受影響，易引發經濟危機，形成惡性循環，故「與民休息」才是理想——若甘於留在農業經濟的話。

傳統農業體系 社會一富即崩

而現實問題是，理想的農業藍圖很難長遠實施。國君把國家私有化是其一，隋煬帝、唐玄宗、清高宗便輕易把節用國策轉為君主享樂。不僅大興土木攙雜享樂成分，積穀防饑的糧倉亦常變皇糧，官員為賑災盡早開倉反要問罪，明代王竑、清代于成龍才會因私開糧倉受歌頌。更核心的是當社會富有，節用已不適合於膨脹的生活需求，強如漢、唐、明與民休息一久，商業興盛但農業體系漸趨崩潰，即走進盛極而衰的困局。

不過社會崩壞後的中興，往往還是透過儉約與減稅來達成，漢代昭宣、唐代大中、明代弘治等皆如此，用最直接的方式拉抬民生。這樣看香港的「派糖」，是否也頗有農業傳統的影子？

■文化解碼

重農≠抑商

若說古代經濟大方向，很易會舉出「重農抑商」這四字。不過光從先秦諸子來看，重農與抑商不一定同時出現。

◆儒

重農 原不抑商

孔子對商的態度不太明確，但令其學說發揚光大的高足子貢就是商人；孟子多言為民制產，同時主張「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提供貨倉不徵稅，滯銷貨物由公家收購)的保護商人政策。至戰國末年法家勢盛，荀子則變成「省工賈，眾農夫」，明顯傾斜向農業。

◆墨

重農 不抑商

墨子主張「固本」重視農業，亦提到商品與價格的關係，是先秦諸子中討論商業最深者。他亦常以商人買賣作譬。

◆法

重農 抑商

被視為法家先驅的管仲極重視商業，奠定齊國長期富庶的基礎。至戰國中期商鞅變法起，重農抑商成為法家主流思想，沿用此套思想的秦漢亦奠定中國重農抑商的傾向。

圖：資料圖片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語文同樂 第3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