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軍方在這次政變後聲望跌至谷底，同時面臨連串清算，影響所及不止外交戰略，還包括社會文化。軍人出身的「國父」凱末爾(Kemal Mustafa Atatürk)在一戰後建立現代土耳其，帶領國家走上西化及政教分離的道路，此後軍方一直以其政治遺產的守護者自居。隨着軍方影響力式微，外界關注所謂「凱末爾主義」(Kemalism)會否走上終結。有專家指出，凱末爾主義其實早已開始枯萎，今次流產政變實質影響是進一步加強埃爾多安的穆斯林民族主義。 軍方造就埃爾多安上位 加州大學中東歷史學家格爾文向本報指出，凱末爾主義早在1980年代便開始緩慢死亡，諷刺的是「幕後黑手」正是作為「守護者」的軍方，因軍方推廣所謂的「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Turkish-Islamic synthesis)作為國家意識型態，將右翼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傳統混合，從而為軍方爭取更多支持，反擊當時強大的左派。恰恰是這股思想，造就執政「正義與發展黨」(AKP)上位的社會氛圍。 政變鞏固穆斯林民族主義 斯德哥爾摩大學土耳其研究院教授懷特(Jenny B. White)向本報表示，凱末爾主義「已死」。她說，當AKP在2002年當選國會最大黨，已代表着宗教虔誠的大多數從城市世俗精英手上奪過管理國家的權力，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塑造出新興的穆斯林中產階級，開始取代原有世俗凱末爾主義者的文化主導地位。 懷特指出，凱末爾主義者將現代土耳其的歷史由凱末爾帶領民族走出歐洲列強干預說起，和其視為「貪腐伊斯蘭政權」的鄂圖曼帝國劃清界線。 相反，AKP的論述則將土耳其的鄂圖曼歷史浪漫化，把土耳其史起點推前到鄂圖曼蘇丹征服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開始，強調土耳其可以重現鄂圖曼曾經的世界強國地位。 換言之，政變只是進一步加強已站穩陣腳的穆斯林民族主義，問題是埃爾多安藉此將其摧毁現有國家體制(軍隊、司法和教育系統等)的做法合理化，廢除任何制衡以達至一人統治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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